《论语》自西汉之后，为人人必读之书。读《论语》必兼读注。《论语》及其汉魏注对中国语言发展有重要影响。《论语》用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口语的重要代表，《论语》汉魏注则是汉魏书面语的重要代表。对《论语》中的常用词与《论语》汉魏注中的常用词作比较研究，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春秋战国时期的常用词与汉魏时期常用词的根本的联系与不同的特点，也有助于明确地认识这两个时段常用词发展演变的一些基本规律。　　本文由五个部分构成:1.概论，对课题的相关情况作了说明，简述了常用词的界定，常用词研究内容的选定，常用词的研究现状，义点、义位、义域的界定，词义的所指，《论语》本文与正文材料的取舍标准。对课题采用的理论作了必要交待与梳理。2.合成词与连用结构的比较研究，对《论语》与《论语》汉魏注中常用的合成词与连用结构进行了清理，对《论语》汉魏注中新出的合成词与连用结构作了必要的分析，对它们在《论语》原文、注文中的构成、义点、义位、词义规约系统作了相应的比较。3.五组单音常用词的比较研究，对在《论语》与《论语》汉魏注中都出现了的五组单音常用词的义点、义位情况作了考定、分析和比较。4.常用词演变所反映的问题。对前文中进行的分析考证作了简要的归纳，总结了常用词演变过程中涉及的一些词义问题。　　本文研究的前提是词义的系统性。词义是系统的，这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单个词的词义是系统的，主要表现为各个义位互相规定与描写，构成一个层级系统;第二，词与词之间在意义联系上是系统的，主要表现为词与词之间通过义位互相规定与描写（同一义场内的各个词之间）;第三，在使用时词的推衍是系统的，主要表现在某一着作或某一时代语言运用中“同现成分”的互相规定与描写，并构成层级系统。　　词的意义在上下文(co-text)中是可以找到其规定因素的，尤其是在汇集了该着作全部用例及同时代的其他用例后，再参考相关的小学专书是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该词的意义系统的;词义系统是有时代性的，时代的不同，会因为词汇系统成员集的改变及其所要反映的时代内容的改变，而导致词义系统有相关的变化;词义系统是受时代认识水平制约的。　　本文在理论方面采用了义点、义位、义域、意义的相关学说。　　许多词都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受音域的启发，可以用“义域”来表示一个词的所有意义和用法。比如《论语》中的“食”，可以表示:吃（君子食无求饱）;粮食（足食足兵）;俸禄（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饭（一箪食）;给…吃，使…吃（杀鸡为黍而食之）;蚀（如日月之食也）。如果以现代意义的词为单位，则上述“食”字代表三个义域，动词“食”之“吃”、“给…吃”为一个义域;名词“食”之“粮食”、“饭”、“俸禄”为一个义域;表“蚀”义的为一个义域。如果以“字”为意义的考察对象，则上述“食”可以概括为二个义域:表“蚀”义的为一个义域;其他的为一个义域。　　在自然语言交流中，一个词所体现的意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会有许多不同的推衍节点，这些推衍节点就是这个词的义点。借鉴音位的描写方法，以义点为基础，通过抽象处理，把在一定时代环境下不具备区别特徵而在上下文里又有差异的义点加以归并，就可以概括出若干义位。在词典中这些义位就以义项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由于义位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而义点具有散射性，这就有可能造成某些义点无法或没有被义位概括进去。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在词典中查不到某些词所表达的确切意义的用法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义点的不全也容易造成义位概括的失误（如词典中的义项失收很多时候就是由于义点不全）。这也是专书词汇研究为什么要进行义点、义位描写的原因之一。　　所谓词的意义，指的是人们对该词代表的事物的所有认知到的特点的集合。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该词的义点的集合。用“意象”术语来表达，某词的意义就是某词的“意＋象”。所谓“意”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特点的集合。所谓“象”指的是从“意”这一特点集中抽出的某些具有徵示作用的特点的集合。这种对意义的认识，涵括的内容比较丰富。第一，它认为“意义”指的是“象＋意”这一整体，没有指称论的“苹果的意义就像苹果一样一目了然”之类的明显不合事实之处，因苹果可以吃而意义不能，意义能通过学习得到而苹果不能。第二，以“象＋意”为意义，考虑到了客观实体在人脑中的反映，又没有观念论的模糊，没有割裂语言与观念之间的联系。第三，这种“意义”认识，可以解决概念论者有关虚无之物的“神”、“鬼”、“龙”等意义无法自圆的尴尬。因概念指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而“神”、“鬼”等是虚无之物，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属性可言，如此看来，“神”、“鬼”等物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在“象＋意”观念下看来，“神”、“鬼”等也是有“意义”的，其“意”来自于认识过程对不同表像特点的组合，其“象”来自于对上述特点集裹的某些特点的提取。“意义”指的是“象——意”这一整合体，是人们对该词代表的事物的认识特徵的集合。并非指称论者所说的所指事物。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本文对《论语》与《论语》汉魏注中的一些常用复音词，五组常用单音词作了义点、义位的考证分析，比较归纳出它们在《论语》正文与《论语》汉魏注中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与汉魏时代的典籍材料，就常用词演变情况提出了一些观点:其一，义点的隐没。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古义的消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替，心理习俗的迁移，生活情境的改变等而使後人对某词得以成立的理据产生隔膜，或者是受从俗从衆因素的影响，只注意到某词的某些用法，而渐致古义点的消隐。其二，义域的分化。认识的深入细致等促使人们对原有义域进行分化，从而使语言表达更（超）严密与精致。其三，义点的重组。这是产生新义位的方式之一。是认识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形式上看，义点的重组有两种方式，一是能指不变而义点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义位;一是能指发生变化，义点重新组合而产生新义位。第一种方式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频率较高，第二种方式自两汉开始大量使用。其四，能指与义位之间的关系走向单纯化，精确化。这一过程往往以已有的表述为前提，用合成词的方式来实现。其五，义点上升为义位与义位下降为义点。常用词在演变过程中，常常会衍生出新的义位。就义位的构成而言，经常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义点上升为义位，指的是原来某一个词的义点，发展成了一个义位;一是义位下降为义点，指的是原来某一个词的某一义位，演变为新义位中的某个义点。其六，常用词的演变，必然带来词义规约系统的演变。常用词在演变过程中，由于义点、义位的分合升降，由于能指系统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词义规约系统的变化。某一新词、新义位、新词形的出现都不会是孤立的，它都处在某一词义规约系统当中。新成员的出现，必然导致词义规约系统的变化。其七，常用词演变在能指方面的反映主要是一个形式问题。一般而言，它除了从一个单音词到另一个单音词的形式更替之外，还有从一个单音词到两个单音词连用再到合成词的形式更替。这一更替过程涉及到词义的多个方面。如，连用结构与合成词的意义来源问题，即各义点的具体来源;合成词与连用结构的组合方式问题;合成词的合成结果问题;合成词与词义规约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