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长女形象,指的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一类女性形象。长女既是家庭血缘关系格局中自然身份的指称,即家庭所有子女中年龄最长的女儿。又是文化意义上宗法身份的指称,即以“拟长子”身份接受父权责任转移的女性群体。本文重点关注现当代女性作家所塑造的“丑恶型”长女形象,她们作为家中“拟长子”,谄媚男性以获得主流道德的认可,甚至不惜为此戕害同性。在漫长的中国宗法社会体系中,女性一直作为父权的依附而存在,成为丈夫与家庭之附庸,长女更因其在家庭中的特殊身份而处境尴尬。她们被迫接受父权责任转移,如长子一般担负家庭责任,又因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强大要求而深陷身份焦虑之中,产生了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习得性无助。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作家针对长女之生存境遇、文化身份进行了解构反思。其中现当代女性作家因其特殊遭际,对长女群体予以独特的关怀自省,主要以张爱玲在《半生缘》中所塑造的风尘舞女顾曼璐和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所书写的宗教教徒梁君璧为代表。女性作家从自身体验出发,让兼顾母亲、女儿、妻子等多重身份的长女获得新的注视,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长女的焦虑和沉沦。不同于长子与生俱来的“储君”身份属性,长女作为“注定被放逐的他者”,在父权体系的巨大阴影下蜷缩挣扎,从受害者变为施虐者。在新旧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特殊时期,其命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展现出特有的悲剧色彩。作为“被损害的人”,“丑恶性”长女身兼悲剧承受者与制造者二元身份,她们长期被男性话语体系所吞噬,展现出更深层次的悲哀。一方面“丑恶型”长女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呈现出纯洁无私的母性特质,另一方面为了获取父权认可,进行阴暗无意识的自残式自救,将同性拖入施虐现场,成为父权的同谋者。本文将综合考量作家基于个人生活体验的文本自述,探讨“丑恶型”长女的基本形态与悲剧命运,试图从性格、命运、身份和社会文化等角度分析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并反思其悲剧性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