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是否存在结构性的演变路径?是否存在着促动乃至左右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学界关于这些问题,历来聚讼纷纭。从环境决定论、阶级斗争论到文明模式论等诸多理论都试图给予解答。有关社会组织的共同体学说已经积累了一百多年,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了若干共同体理论,并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若干思想学说尝试从各类共同体组织中区分出以特定伦理为组织原则的基本共同体这一类型,并带着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力图探索它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基本共同体”这一非正式制度类的文化遗产,在梳理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意图构建起“基本共同体观”的理论视角,阐释它的内涵和意义,提出若干假设性的命题,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初步考察了作为基本共同体的宗族与中国历史大势变迁之间的关系。全文共分5章。前两章属于理论建构的准备工作,第三章是本文理论观点的概括展示,第四章尝试将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历史变迁,第五章是总结和进一步引申。第一章为“引论”。阐述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对共同体、非正式制度文化遗产、宗族、“社区”、伦理、伦理文化民族观及底层设计等概念进行了说明,分析了它们在本文中的意义。认为广义的史学研究虽重在求异,但也不妨尝试求同性的理论研究,本文即是一次初步的、也许过于粗放的理论建构的尝试。基本共同体是伦理文化的基本性载体,相对而言,广义的共同体只是一般性的有着某种纽带的普通社会组织。非正式制度文化遗产在人类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本共同体则是该类遗产中最具核心性的一项。传统中国的宗族与欧美的基督教社区都可视为基本共同体的实际类型。伦理是基本共同体的核心。基本共同体观是对伦理文化民族观的进一步延伸,视角上从抽象文化转换文化实体。借助于底层设计,抽象的伦理观念才可转化为现实的基本共同体。第二章“主要思想来源和相关研究的回顾”。追溯了对本项理论研究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学说,整理了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择其主要者加以分析,并就其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者论列得失。在伦理方面,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学说、钱穆与余英时师徒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张五常从经济学视角对儒家伦理的分析、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论述对本研究启发最大。在共同体与社区研究方面,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理论使笔者受益最多。在宗族研究方面,本文从林耀华、唐长孺、谷川道雄、常建华、钱杭等人的著作与观点中收获甚多。第三章“基本共同体观雏论”。初步阐述了基本共同体观的核心内容,重点探讨了基本共同体的定义及其核心特征,并提出一些假说。“基本共同体”是以特定伦理为核心和根本组织原则,以对该伦理的集体认同为纽带,由个体或家庭组成,具有明确清晰的理念、制度化安排、组织框架,成员数量有限、规模可控、便于交流和互通有无,能满足其成员价值感、意义感、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等精神方面需求并提供相当利益保障,拥有持久和较为稳定的生命力,在某一区域、某一族群或某一国家中较为广泛乃至普遍地分布着的社会基层组织或曰共同体。它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即伦理、情感、利益的三位一体性和伦理性、组织性、仪式性的三位一体性。在界定和分析国家、“主导性力量”和一般共同体、浮散、族内结社等概念的基础上,就基本共同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某一基本共同体族内结社的发展程度与该基本共同体发展水平的关系是正相关”、“在社会较为稳定(基本没有什么较大范围的动乱)的情况下,该社会的’社区参与度’和‘社会资本’的发展态势与基本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的关系是正相关”等15项假设性命题。第四章“基本共同体观视野下宗族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从宗族作为基本共同体的视角,就其与中国社会大势演变之间的关系,重新解读相关史料,着重于前人也许未予足够重视的方面,尝试探索宗族在华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总体来说,奉行宗法的宗族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最持久、最广泛和最有整合力的基层组织。自西周以降,宗族的发展类型与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战国中晚期之前以世袭分封制宗族为主导,其伦理原则为封建性宗法,影响个体宗族兴衰的核心在封建和家庙;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是过渡时期;西汉中期至唐代中期大体上是奉儒家宗法伦理的宗族占主流,以士族与豪族为其阶段性特征,兴衰的关键在人物与墓祠;唐五代是过渡时期;宋至明清平民化宗族占主流,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兴衰的的支点在祠堂与制度。可以说,正是由于承载了宗法伦理之宗族的存在和发展,中国才从文化上成其为“中国”。宗族的结构性变迁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乃至根本性地位。宗族的结构发生变迁,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结构都会随之发生改变,这尤其体现在战国秦汉时期和唐宋之际。而宗族的结构性变迁则源于宗族及其伦理自身的结构与内在逻辑、既存伦理传统与诸多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知识与技术积累、地理条件等环境因素,外来种族与文化,以及尊奉宗法伦理与宗族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在这其中,一旦既有的伦理传统已经具有成熟体系并扎根于社会土壤中时,它便在上述因素中居于主导变迁方向的地位,虽不能无视其他因素但却能左右着其他因素发生作用的效果和方式,尽管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它也必须适当的调整自己,但其根本性的伦理特质不会改变。反映在宗族的发展上,即是秦汉以下的宗族在面临其他各种因素挑战时,始终不会改变其开放性世俗血缘伦理的本质特性。第五章“余论”。在总结归纳前文研究与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伦理类型的基本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关系、未来中国基本共同体变迁的可能走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