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作为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代表,与作为一国货币对内价值代表的国内价格水平息息相关,两者在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汇率变动会引起一国进出口产品价格及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而对国内生产和消费造成影响,最终导致一国经济内外平衡的调整；另一方面,国内价格水平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稳定与否关乎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汇率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在理想的情况下,一价定律及购买力平价等经典理论表明,一国货币具有双重价值,汇率所代表的对外价值与国内物价所代表的对内价值是相互关联的,再加以相应的国外价格考虑,可以统一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一个对外不断升值的货币,必然对内升值(即CPI下降,通货紧缩)；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传统宏观开放经济学理论认为,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的传递是充分、完全的。不过,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但其进口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引发了大批学者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研究的关注。最初,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研究主要集中与检验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是否成立；随后演化为从产业组织等微观角度,分析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成因。20世纪90年代末,该领域的研究逐渐从微观视角提升到宏观层面上来,在“新开放宏观经学(NOEM)"分析框架下,考察汇率传递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并引发了学界对货币与汇率政策选择审视的前沿探讨等。目前,就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研究文献而言,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及实证基础；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以来,我国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也纷纷涌现。不过,受限于样本时间跨度限制,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视角论述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前后汇率不完全传递系数的大小程度,以及从微观产业组织视角分析分行业汇率传递效应。而时间跨度涵盖金融危机前经济过热,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放缓的汇率传递研究尚还十分有限。尤其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性趋于增强,在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我国经济面临突出的内外部失衡问题。在此期间,人民币出现了普遍升值趋势,而国内价格却经历了两轮较大幅度的上涨,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也就是说,至少在部分时间段内,人民币出现了“外升内贬”的现象,汇率与国内价格水平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根据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一国汇率升值将会造成贸易顺差的减少和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缓减。而人民币的这种“外升内贬”现象在这些传统的经典理论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尚且有限的研究现状,也有助于增进对我国宏观经济价格波动实质、通货膨胀的走势判断以及货币政策效力的认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而鉴于目前国内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研究汇率传递的文献还比较有限；特别是从将汇率分解成升值、贬值变动进行实证,探讨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的相关研究相当少。因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与ARDL建模方法具有一定的前沿性。本文的研究试图通过探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及机制,以检验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并探讨汇率传递与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是否存在传递联系,最后由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含义。就实证方法而言,ARDL模型在研究汇率传递问题上具有十分独到的优势。基于该模型,不仅放松了变量的平稳性限制,并可以方便地得出汇率对CPI的长短期传递系数,且在非对称的研究拓展上,还能得出人民币在升值或贬值时对CPI分别造成的传递程度大小。文章结构安排方面,本文依照“提出问题→理论基础→现象分析→模型构建与实证→结论和政策含义”的研究思路,将全文分为引言、理论与文献综述、现状及汇率传递机制分析、模型及实证及结论与政策含义五部分。实证过程上,本文基于我国2005年7月-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ARDL基本模型及非对称拓展模型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考虑汇率变动方向因素,国内消费价格(CPI)、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国内总需求(GAP)与世界消费价格(WCPI)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总的来说,本文研究发现：首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CPI的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存在一定时滞性。其次,无论是否考虑汇率变动方向因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CPI都存在显著的负向传递作用,汇率升值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尽管这种传递影响极为有限。也就是说,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能从汇率传递角度为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或解释。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汇率传递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汇率贬值比升值产生的长期传递效应更大。具体来说,实证结论如下：一是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变动对CPI都存在显著的负向传递作用,而且在考虑汇率升值或贬值变动的情况下,该结论仍然成立。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国内价格CPI的降低,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不过,这也进一步表明,无论是否考虑升值或贬值变动的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均不能为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提供更多的汇率传递实证证据或解释。二是从实证角度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CPI的传递系数远小于1,影响极为有限,且传递效应存在时滞性,NEER滞后1期的影响仍然显著,而且在考虑汇率升值或贬值方向变动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这与学界以往大量实证得出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结论基本相符。长期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显著造成CPI下降0.1501个百分点。三是长期而言,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对CPI的传递效应存在轻微非对称性,1个百分点的贬值比升值对CPI的紧缩效应大0.0038个百分点,传递差异极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方向上的变动每增加1个百分点,长期将造成CPI下降0.1279个百分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每减少1个百分点,长期将造成CPI下降0.1317个百分点。相比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的情形,升值或贬值情形下对CPI紧缩作用均有所下降,表明汇率变动方向可能是影响汇率传递程度的因素之一。四是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呈现的非对称性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人民币汇率升值方向的变动对CPI的传递影响约为-0.09439；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变动对CPI的传递影响为-0.09478,1个百分点的贬值比升值对CPI的紧缩传递效应大0.00039个百分点,差异微弱到可以忽略。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系数显著为负,且数值较小,表明变量从对均衡水平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回归的速度比较慢；在考虑了汇率变动方向因素后,误差修正项系数有所扩大,误差修正机制有所增强,不过这种增强作用整体来看仍十分有限。五是CPI的变动主要受自身惯性与世界价格水平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次之,国内需求的影响再次之,且在考虑汇率变动方向的情况下,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大体一致。最后,本文对构造的ARDL基本模型及非对称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表明,文实证建立的模型是可靠的,得出的长短期系数估计是稳定有效的,实证估计结果是可信的。此外,根据本文的论述,汇率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是指,汇率传递效应的程度可能会因为汇率变动的方向及幅度不同而呈现差异性,本文构建的非对称ARDL模型,仅关注了汇率变动方向对传递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可以纳入汇率波动幅度等因素,对非对称效应再做进一步延伸和探讨。此外,本文由实证结论也得出了相关政策含义。具体而言：首先,汇率传递有效,或可以为价格调控提供一条额外的传导途径；其次,汇率传递效应是负向的,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刺激通货膨胀率的回升,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复苏；再次,汇率传递不完全且程度很小,汇率对经济失衡的调整作用十分有限,我国的货币政策仍具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和自由；最后,汇率传递程度极低,本文展望了由此减少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阻力上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