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是国史演进的重要势力。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国之武士道”,开启了武人研究从外在的器物、制度层面到内向的精神、价值层面的研究趋向。围绕古代武人的精神世界,吕思勉、雷海宗、余英时等学者提出相关命题并将先秦尤其是东周时期武人的主体精神纳入考察视野。“东亚视域”的研究理路为“中国武士道”命题开拓了新的考察维度,本文正是由此深入展开。论文共分为绪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主要是提出本文的研究动机,系统梳理检讨学界的主要成果,界定、厘清武人的相关概念以及研究方法。本论部分包括本文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东周武人主体精神发生的历史背景。从西周封邦建国到诸侯争雄,再到秦帝统一,暴力权所有者的角色变化将贵族、士人乃至庶民全部卷入武人群体中来。同时,血缘、地缘关系的改变不断塑造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新武人团体。此外,在“文明轴心期”的背景下武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彰显和诠释。第二章在分析东周武人概念的基础上,对武人群体类别予以建构。借用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将该群体分为贵族武士、家徒门客武士、诸子武士、游民武士四大类分别研究。这里的建构更多地是一种考察维度的假设,不同类别的武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必然的差别,不少武人亦可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第三章围绕贵族武士的主体精神展开研究。本章首先梳理了商周以降的尚武传统、商周贵族教育中的尚武教育,然后从史料中充分挖掘并依次阐述了战争行为中的贵族武士精神,并着重分析了该群体的生死观及忠诚观。第四章主要是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交换理论出发,讨论武人与主君之间主从关系的发生逻辑。具体分析了包括“委质为臣”、“主君养客”等多种形式的武人伦理,并就武人精神中超道德“义”的发生以及个别武人价值趋向的特例予以检讨。第五章集中探讨了先秦诸子关于武人精神的诠释。儒家方面,主要围绕勇德、“养气说”、忠君等命题展开讨论,并以子路为例阐述了儒家武人的行为典范。墨家方面,主要围绕墨家与殷商尚武文化的渊源、墨家武士团等命题予以讨论。道家方面,集中讨论了《庄子》中的畸人现象和生死观。兵家和法家方面,则是塑造整齐划一、赏罚分明的军队文化。第六章集中讨论了与武人精神密切相关的“侠”观念。本章以汉代文本中的“侠”为起点,探索先秦时代“侠”概念的发生逻辑。第七章初步探索了中日武人精神的关联性。具体比较了商周武人精神与日本武士道在死亡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并阐述了日本武士道的发生与儒家、墨家思想的关联可能。本文从东亚思想史的视域考察东周武人的主体精神,得出以下结论:一、基于《左传》等原典史料的贵族武士精神,充分体现了最朴素的商周“武”文化传统。二、家徒、门客武士的行为与诸子的诠释呈现出武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东亚武人精神滥觞于此。三、武人与“侠”的联想是真实与想象的混溶。“侠”观念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民间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而外铄于武人。四、商周武人精神与日本武士道可能存在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