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诈骗网站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行为既涉及到诈骗罪,又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行为。后罪作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在实务中则受到实践经验缺乏和法条固有的模糊性的限制,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为诈骗网站提供网络技术服务这一犯罪行为的域内,诈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网络犯罪和帮助犯的特殊性,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行为的定罪仍无定论。从胡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游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和张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三个典型案件来看,“明知”这一概念的界定,意思联络存在必要与否及其内涵外延的划分,诈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取舍原则,这三个问题是这类案件中无可回避也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焦点问题。在对这三个案件的上述三个争议焦点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上可知,“明知”包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属于推定知道的范畴而非“不知”;意思联络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该罪的特殊性,其构成要素中的意思联络可以缺少“正犯明知行为人明知自己在帮助正犯实施犯罪”这一要素;根据《刑法》第287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可以和其他犯罪构成想象竞合犯,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论处。回归到样本案件中,游某和张某为诈骗网站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行为由于意思联络的残缺,无法评价为诈骗罪,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胡某与正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是完整的意思联络,故其行为既可以评价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又可评价为诈骗罪的帮助犯,根据择一重论处的原则,似应定诈骗罪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