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的立宪运动开始高涨，清末新政进入宪政阶段，在这一阶段，立宪派绅民在与清政府的合作和斗争中，不断把立宪运动推向深入，其中1910年的四次国会请愿对清末最后的政局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而绅民在国会请愿中表达出来的国会请愿观，作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是这一重大事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舆论很多都不能化为真实的行动，但却比实际行动更能代表请愿绅民在国会请愿问题上的心路历程和真实想法。 请愿绅民的很多想法一段时间内暂时沉寂下去，但这些想法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爆发出来，对历史的走向起了重大的作用。 绅民的国会请愿并非没有为争取自己利益的动机，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为此，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来探测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并促使清政府速开国会。 请愿绅民主要从内政、外交两方面来阐述他们速开国会的理由。在内政方面，是从上下(君与民、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吏治改善、财政困难的解决、宪政筹备的完善、人民宪政程度的提高、资政院与国会的根本区别等方面来进行阐述。在外交方面，则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包括东三省的形势)与外交的失败来探讨速开国会的理由。请愿绅民还以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发生的广州新军起义，解决鄂路困难等作为速开国会的理由。 在请愿方法上，采用了尽量扩大请愿参与的阶层面、请督抚帮忙。游说中央官吏、在京设立常驻办事机关、组织强有力的政党、与筹还国债会相结合等方法。 在国会期限上，请愿绅民要求一年内召集国会。在国会召集方法上，他们希望君主以雷霆万钧的手段宣布召集，并主张阁会并立。 在前两次清政府的谕旨颁布后，请愿绅民对清政府和大臣提出了批评和警告，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方针。清政府下了把国会召开期限缩短三年的谕旨后，请愿绅民之间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请愿绅民的队伍分化了。 从绅民的国会请愿观中，我们可以看到请愿绅民与清政府在国会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国会召开时间。 绅民的国会请愿观的最闪光之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清政府原先制定的九年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已经难以按期实施了。 受救亡的迫切心情的驱使，他们把救亡的希望都放在国会的召开上，要求速开国会。他们表达出来的国会请愿的动机、理由、方法，以及对国会召开期限和办法的要求都反映了这一点。 而清政府对于国会召开年限的意见，与请愿绅民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在立宪模式上有重大分歧。 清政府出于保持自己权力的考虑，在立宪问题上有敷衍、因循的地方，但在无力独立领导这场宪政改革的时候，它也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部分地顺应绅民的要求，缩短了国会的年限，不能说没有一点诚意。而大部分请愿绅民不同意缩短三年的谕旨，坚持要求第二年即开国会，可以说过于理想化了。相对来说，以张容为首的对部分绅民的主张更符合现实些。正是这种与清政府互相妥协的精神，才能使中国的宪政有实现的可能。只是历史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清政府不能满足大部分请愿绅民即开国会的要求，使它的统治潜伏着失去这些绅民拥护的极大危险，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请愿绅民的舆论鼓吹中，我们还发现了请愿绅民一面在要求缩短国会期限的时候，一面也欲致力于增进普通民众宪政知识的普及和提高，这是绅民国会请愿观中很可贵的一面。但在现实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下，他们往往抛弃了以上的想法，选择了急进的路线，这是时代局限使然，不能过分苛求于清末国会请愿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