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都是以农为主,因此“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兴亡和政权更迭的重大问题。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三农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农业和农村进一步走向式微,中国的“三农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当前,我国所存在的严峻的“三农问题”,虽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但是在很多方面依然是近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同样都属于中国社会由近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传承中的一部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并没有因为现代化或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而发生根本改变。研究乡村问题,是我们面对中国社会变迁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教育也理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与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改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然而,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在教育史研究抑或社会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研究课题。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做整体性的分析,努力从多维度、多视角呈现这一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发展状况,为全面了解和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提供一种参考和依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导论部分主要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核心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相关研究综述、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为进一步的研究做了提纲挈领的准备。论文的第一章以晚清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的变迁以及师范教育制度的构建与体制的输入为主要内容,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阐述: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传统上以农为主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向乡村社会延伸。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城乡渐进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城乡一体的文化格局逐渐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另一方面,19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热潮,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在内的许多现代性因子被引入中国,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由此开端。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师范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我国开始有了专门培养和培训师资的机构。晚清以来乡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历史变迁以及包括师范教育制度在内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构成了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论文的第二、三、四章分别从三个部分论述了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师范教育制度中国化的探索。近代以来,我国师范教育制度这一“迟到的婴儿”,从产生之日起所遵循的便是一条完全照搬和移植国外师范教育制度的路径。在对国外师范教育制度进行单纯地、机械地照搬和移植的过程中,忽略了与中国本土社会的契合,更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的乡土特质。由此西方现代师范教育制度在中国开始受挫,呼吁师范教育制度中国化和师范教育下乡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师范教育中国化以及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为后来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和舆论基础。第三章试图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作为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从民国政府对乡村师范教育的定制、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个案考察等方面,对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的制度变迁,应该被视为这一时期师范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自身发展及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还论述了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阐明了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师资匮乏,二是乡村师范教育运动的直接推动,三是国家乡村社会控制的力度加强,四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变迁的权力博弈。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包含着民国时期政府部门、教育团体和教育家群体之间权力博弈的过程。第五章主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反思。首先对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目标审视,重点考察其是否纠正了师范教育的谬误、是否培养了乡村教师、是否达到了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其次对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原因检讨,提出了民国时期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变迁受到了当时城市化进程、农业破产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并没有能够真正达到改造乡村社会的目标。即便如此,民国乡村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具体包括:1.对于教育本土化实践的借鉴价值;2.对于教育家办学的借鉴价值;3.对当前农村师资培养的借鉴价值;4.对于教育制度构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