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对阳明良知的理解,突出了其当下现成的一面,认为良知人人具足,不假安排思索。因此王艮认为良知无需刻意的修养工夫就可实现出来,良知的这一特点同时又体现了其自身自然而然的特性。王艮继承阳明“心即理”的观点,提出“天理”即“良知”,他解释“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良知也就等同于天然自有之理,良知的自然天性被突出出来。并且以此为基础,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将良知本体与生活经验融为一体,促进了心学向下层百姓的传播。同时,王艮强调从学问中获得的真乐,这种乐不同凡俗之乐,同良知本体一样自然而至,是体证万物一体的真乐。良知作为先验本体确立了心学的主体性原则,王艮在以这一原则为根本的同时,更进一步给予主体的感性经验与本体的道同等的地位。由此,王艮提出其著名的“淮南格物”论,将“身”确立为根本原则,“身”同时具有了感性生命与先验本体的双重意义。“身”成了衡量天地万物的根本标准,身为本,天下万物为末,因此王艮提倡修身为本,安身以立本。从阳明的“良知”到王艮的“身”,其中所体现的是形上之本体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不断拉近。“良知”较“身”更为抽象,良知更多指向人的内在心境,而身则多关涉人的外在实践,因此王艮少谈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而是怀抱一腔传道的热情,投身以身行道的实践中。其对“身”的强调,突出了主体的实践性,使得个体的感性生命得到尊重,而主体的心灵境界却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