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文化上成就显著,是“同光体”的创始人之一,独创别具一格的“海藏”诗派。在政治上,他积极入世,早年倡导维新变法、并参与清末预备立宪运动,是积极开明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面对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国传统礼制的丧失,郑氏痛心疾首,故以遗民自称,反对革命,决心与民国为敌,隐逸于书斋海藏楼。海藏楼十年,郑氏除了从事文化活动,还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企图恢复帝制,重建礼制文化。1924年郑氏担任了溥仪的老师,开始了复辟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在其提出的“共管论”未受到重视后,他坚定地选择了与日本合作的道路,最后被日本所利用。1932年春清遗民在日本的扶持下于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溥仪称帝,完成了复辟,建立了郑孝胥所谓的“后清”。郑氏于1932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一职,提出了“王道”思想,“王道”思想是郑孝胥一生思想的集合,是他建设伪满洲国的施政方案,也是他身处近代化转型中的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郑氏的“王道”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并结合他对当代时局的认识,构建了“内圣”与“外王”两个部分。“内圣”强调自身的修为,“外王”强调复辟帝制以及以礼治国,以求建立一个“王道乐土”的国度,郑氏的“王道”思想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大同、小康社会在近代的重提。伪满洲国仅仅是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郑孝胥王道思想最后也是被日人所用,成为日本奴役东北人民、侵略中国的思想工具。在王道实施过程中,满洲官员几乎无任何实权,日满官员之间矛盾重重,这使郑孝胥逐渐认识到“非主反为客”的局势,实属与鼠辈同行,对日本官员的专横跋扈相当不满,但是却没有改变的能力。随着郑孝胥的下台,日本开始宣传“皇道主义”等思想,王道思想逐渐成为历史记忆,成为继袁世凯、张勋复辟后清遗民最后的实践。王道思想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它是在日本扶持的政权中实施,因而被日本所利用,而且王道理论本身就缺乏学理上的正确性,它是郑孝胥对儒家思想的附会,是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片面认识,所勾勒出来的世界只是主观设想,从未有实现的可能性。无论是郑孝胥的“共管论”,还是王道思想,他们的核心都是为了复辟帝制,重建儒家的礼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沉迷,最终导致了郑氏不自觉地走上了不归路。郑孝胥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在旧文化与旧道德的影响下,他始终坚持认为日本是以“旧道德”立国的,断然不会“始于义而终于利”,因而醉心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对于日本的侵略本质始终认识不清,可以说郑孝胥的文化选择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偏离,最后沦为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