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扩大既有聚集经济的一面,也有聚集不经济的一面,因此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着一个最优城市规模或者适宜城市规模的区间。在该区间范围内,聚集的边际收益与聚集的边际成本刚好相互抵消,聚集带来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化。房价是聚集不经济的直观指标,是导致人口分散的力量。在中国,购房支出占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而统计局在统计CPI的过程中没有将房价计算在内,因此,本文认为CPI不是一个能很好体现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指标。为此,本文建立了房价和CPI加权的生活成本指数(COL),比较了各个城市的COL调整的人均GDP,文中称之为“真实人均GDP”,结果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虽然名义人均GDP排名靠前,但是由于生活成本过高,真实人均GDP排名在前25名开外。本文在Henderson建立的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经生活成本指数调整的GDP测算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发现城市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还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越高级,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越明显。本文还计算了各城市目前产业结构水平下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95%置信水平下适宜城市规模的上限和下限。为了与现有文献形成对比,本文也构建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虽然,本文也得到了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关系,并且最优城市规模与现有文献相差不大。但是对比发现,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的最优城市规模要小于用劳动生产率得到的最优城市规模,这说明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最优城市规模小于使得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城市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