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派小说大师乔伊斯与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都以其独特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在英国和中国文学界闻名于世。出生于都柏林的乔伊斯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反传统的写作技巧对他的故乡进行书写。乔伊斯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一生所写作品仅六部,但每篇都是流传后世的经典。其中,《尤利西斯》以极其简单的情节和时空跨度,描写了都柏林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代表意识流文学的巅峰,被评论者称为现代社会“百科全书”。作者乔伊斯采用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相平行的结构,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描写了三个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经历,向世人展示了都市现代人精神的瘫痪及灵魂的空虚。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一书中对都柏林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写,通过《尤利西斯》,都柏林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刘以鬯是第一个将中国传统审美习惯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技巧进行融合并进而创作出多部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的中国作家。1963年出版的《酒徒》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长篇力作,并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酒徒》的背景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这是一个由金钱和商品主宰一切的社会,一个严肃文学和艺术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人公“酒徒”是位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作家,但移居香港后,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违背良心地给报纸副刊写武侠小说和黄色小说。作家通过对人物“酒徒”精神活动,意识流的描写,反映了“洒徒”这位有良知的作家内心的痛苦和不平的遭遇。两部作品都采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来描写和展现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和斯蒂芬,还是《酒徒》中的“酒徒”,他们都是各自城市的“游荡者”,乔伊斯和刘以鬯正是通过他们在城市中的震惊体验、他们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向读者展示都柏林和香港的城市形象。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游荡者的形象贯串始终,但现代意义的“游荡者”则是本雅明系统地提出来的。在其研究波特莱尔的诗作时,本雅明认为波特莱尔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均充当了巴黎社会的“游荡者”。这是一群游走于城市并四处观察、反思的人群的代称,他们在巴黎这个现代大都市中遭受了巨大的震惊体验。这一震惊体验也在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作品《序曲》中得到完美的展现。《序曲》通过描写诗人在伦敦的震惊体验从而向读者展示了伦敦的风貌。可以说,“游荡者”以及由此相伴生的震惊体验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而言,自1998年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著作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想象”的概念以来,城市形象研究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本篇论文则尝试借助“游荡者”的相关概念对比研究两部作品中所展现的都柏林和香港的城市形象。本文由以下五部分组成:第一章:引论。包括两部小说内容介绍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简要提出本篇论文的问题假设及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篇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第二章:“游荡者”与城市形象研究。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游荡者”及相关概念的研究,廓清本文中这一概念与城市形象研究之间的联系,进而分析两部作品中的“游荡者”和两部小说作品中城市形象的关系。第三章:《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形象。本章通过对游荡者布卢姆和斯蒂芬在都柏林中的震惊体验及他们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分析研究,认为作者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展现的都柏林的城市形象是压抑的、瘫痪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第四章:《酒徒》中的香港形象。本章对《酒徒》中的“游荡者”在香港社会所遭受的震惊体验及意识流和内心独白进行研究,并由此得出作家刘以鬯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商品化、色情化及荒漠化的香港城市形象。第五章:结论。借助游荡者及相关的概念,本篇论文重点研究和分析了乔伊斯和刘以鬯分别在两部小说作品中所展示的都柏林和香港的城市形象。本文认为无论是《尤利西斯》中的“游荡者”布卢姆、斯蒂芬还是《酒徒》中浪迹香江的“酒徒”均是乔伊斯和刘以鬯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体现作家强烈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两部小说作品中的都柏林和香港的城市形象均是被作家重塑和重建了的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