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引进和完善一个关于信任与可信任性的理论体系,并用来处理当下的医患关系。首先,在具体社会环境中,就具体事项而言,信任是指某方认为自己和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并相信或者期待对方有能力在将来实现这样的利益,而可信任性则是某方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自己在互动中的利益取决于实现对方的预期,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别人的信任。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合作中双方的信任与可信任性,社会成员主要依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机制,而且更加倚重正式机制。从社会困境的角度看,这些社会机制可以在维持公平的前提下,促使各方利益最大化,从而维持社会总体的可信任性,抬高相互间的信任水平。其次,本文依次探讨红包现象、过度医疗、和医闹行为这三种医患互动中的信任与可信任性。通过赠与红包,患者能够提高自身可信任性,同时表达对医生的信任,而在互惠互利的社会机制下,医生会提供患者急需的医疗资源,所以红包能维持小范围内良好的医患互动,但从整体上损害医疗行业的公益和公平。在过度医疗中,医生充分利用其医疗主导权,诱导患者过度消费,直接增加其经济开支和医源性损害,而患者在医疗资源的稀缺和医疗服务的特殊性的背景下也只能接受,但过度医疗容易诱发双方的不信任。医闹行为是患方在医疗纠纷中表达情感、了解真相、追讨赔偿等偏离常规的实用主义维权,尽管医闹具有部分破坏性,但它也可以引起全社会关注,优化医患间的信任-可信任性。最后,本文将整体医疗环境分解为伦理、法律、经济(医院和政府)等部分,并逐一讨论各部分对医患间信任与可信任性的影响。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伦理和法律因素更强调保护患者,但其影响明显弱于以医院和政府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在整个医疗环境中,政府境更愿意承担较低的财政支出和监管成本,激励或默许医院充分利用其医疗主导地位,谋取额外利益,弱化公共卫生事业的准公共品特性,而且经济因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远远强于伦理和法律因素,所以整个医疗环境将效率置于公平之上,并体现在医患关系间的信任与可信任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