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流失是我国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生态系统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迫于生计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压力,陡坡毁林、毁草等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行为愈趋普遍,给该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破坏。1999年,为了遏止水土流失加剧的态势,四川、陕西、甘肃3省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试点工作。中央设计的退耕还林工程的目标是既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实现“促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要兼顾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这种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必然加大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难度。退耕还林的持续推进,打破了农户生产经营的传统均衡状态,改变了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与约束条件,必将对农户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对应,退耕区农户经济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目标能否实现。那么,退耕还林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究竟如何,退耕还林实施十余年后,通过有效引导农户家庭行为的变迁,是否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另外,从环境优化的视角来看,留在当地经营农业的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作用机理如何?只有廓清农户经济行为变迁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持续有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内核与微观机理,才有可能为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地区寻找出一条环境友好、增效增收的农业发展之路。陕南地区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它既是我国南北水系和暖温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又是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的主要水源地。该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由于生活自然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陕南地区的农民普遍比较贫困。2012年5月国务院批复《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秦巴山区被列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4.64%。1999年开始,陕南地区成为我国首批退耕还林试点区域之一,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将秦岭山地列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因此该地区属于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落后的经济和特殊的保护责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何在限制开发的前提下谋求突破发展,形势、任务相当艰巨。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退耕还林工程大背景下的陕南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将直接决定该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进行和当地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找寻退耕还林前后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及其对工程持续执行的不利方面,并规范引导农民有序迁出或采取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是确保该地区特殊生态环境得以良性维持和缓解农民贫困、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因此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在比对分析退耕前后农户经济行为变迁的基础上,阐明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行为变迁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影响机理,探寻持续有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微观机理,同时定量探讨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就业行为及家庭收入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机理,并根据地方特点选取生态农业生产行为这一特定的农户生产行为,实证分析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当地农业资源充分利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业生态化水平提高的政策着力点。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种植、投入、收入和消费结构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退耕还林十年来,受退耕还林导致耕地资源紧缺和提高家庭农业经营收入的双重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比例从退耕前的1：0.08：0.42变为退耕后1：0.13：0.68,这说明当地林业和畜牧业较传统种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来看,该地区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经济作物如油菜、茶叶、中药材、蔬菜的种植面积则大幅度增加。退耕还林后,该地区单位面积耕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和现代农业科技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农作物平均产量上升显著。林业方面,退耕还林工程加快了农户的造林绿化步伐,森林覆盖率明显上升,核桃、板栗、花椒等特色经济林发展已初具规模,并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调研结果显示,退耕户的林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退耕户,但由于林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大多数退耕户的林产品还未到完全的收获期,农户林业收入占比不高。畜牧业方面,该地区已探索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生态养殖方式,户均生猪出栏量和肉鸡屠宰量明显增加,畜禽的规模养殖水平较退耕还林前提升明显,畜禽养殖成为了农户主要的增收源泉。退耕还林后陕南农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是转移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畜牧业收入和林业收入,增长速度最慢的是种植业收入；退耕还林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退耕还林十二年后工资性收入已经取代种植业收入成为陕南农户最大的收入来源,其次分别是畜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林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最低。在消费支出方面,食品支出依然是陕南地区农户家庭的最大支出项目,但是所占比重已明显下降,说明该地区农户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居住支出仍排第二位,转移性支出排名第三,医疗保健支出排第四位,交通和通讯支出上升最快排第五位,教育文化娱乐退居第六位,比退耕前下降三个位次,衣着支出排名第七,家庭设备支出(主要指家用电器)排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退耕区农户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已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沼气、太阳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逐渐替代烧柴成为了陕南农村主要的生活与生产能源。总体而言,退耕还林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农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消费的能力、意愿和水平仍显不足。2.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非农就业及其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退耕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长,进而达到退耕还林工程的减贫目标。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影响了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使退耕区剩余农业劳动力逐渐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水平。调研结果显示,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非农劳动力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在本地非农兼业的现象也更加普遍,因此退耕户的非农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退耕户。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户主的健康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接受农技培训以及农户地处城镇郊区对农户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中农户地处城镇郊区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退耕还林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途径有所差别,中低层收入的农户家庭中,退耕还林主要对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中高层收入的农户家庭中,退耕还林主要对非农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双重差分模型测算了退耕还林政策对退耕户收入水平的净效应,结果同样表明退耕还林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水平,而对农业收入水平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两者的显著性水平低于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这说明其他因素(例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完善、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提升以及政府其他惠农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3.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政府政策支持等变量直接影响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认知和选择调研结果显示,陕南地区仅有34.7%的农户从事过生态农业生产,比例较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生态农业认知程度成正相关；农户受教育程度与认知比率正相关；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具有显著关系,参与退耕还林提高了农户的认知程度；是否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影响较大,参与培训的农户认知比率高于未参与的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户的认知行为,信息越易获取,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越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关注,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水平越高。对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以及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行为对其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但农户是否进行农技培训影响了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对农户进行农技培训,促进了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政府是否实施技术与资金扶持政策对农户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有显著影响,具有政策扶持的农户选择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有很大影响,农户越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生态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大。为使农户经济行为能够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有效实施,基于前述研究结论,并从优化农户经济行为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如下主要政策建议：实施长期、浮动的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结合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加快推进陕南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教育体制,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着力拓展退耕区农户的非农就业渠道；建立、完善林权交易市场；政府应提供长期的技术与资金扶持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