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跨语境研究成为了艺术史学最为显着的学术特征，毫无例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也被笼罩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在西方学术生态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概念、话语和理论体系。　　如果把艺术史的写作视为一种知识的出产，借以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的文化菱形作为理论框架可以发现，这个写作过程会和若干领域产生关联，其中包括读艺术史的消费者，艺术史的书写对象，和经过国家意志过滤后流向社会的影响。　　论文首先谈到美国语境下对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对象有意识的挑选。接下来以弗利尔美术馆为代表，阐述美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艺术史写作的相互影响是如何通过国家意志的过滤被传达的。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情境下，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呈现出复数的形式。第三部分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为例，探索学院体制构建，如何约束艺术史学家的艺术生产，由伯克利学者高居翰关于董其昌的理论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的讨论引发出董其昌的“复数”形象，由此切入对复数的写作在中国艺术史书写中意义的阐释。最后一部分分析艺术基金会的介入，使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写作受到的影响，产生的转变。讨论国家和私人如何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协助对艺术史框架的建构。　　本文借助知识社会学中的艺术生产概念和文化菱形理论对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写作进行考察，以此为中国本土艺术史的重新审视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