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胥吏较之唐代定位更加清晰,已经形成一个与“官”有着严格区别的庞大群体。他们遍布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组织之中,主要从事着文书工作和其他事务性、技术性工作,是具体公务的直接承办人,已成为官府公务处理及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胥吏在北宋多被视为卑贱的奸滑之辈,处在一个“上为官员所歧视,下为庶民所厌恶”的位置,在身份、等级、升迁、待遇、服饰等方面与科举出身的品官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陈恕、桑怿、李溥的例子可以看出,胥吏的政治仕进之路曲折坎坷,限制颇多。其中科举制对胥吏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太宗端拱二年诏令禁止胥吏参加科举考试,更是加深了官与吏之间的身份鸿沟,使得胥吏的地位日益低下。反过来,科举制也推进了胥吏阶层的空前发展,因为科举入仕的官员行政能力不足,在公务活动中对胥吏多有依赖,从而造成了胥吏规模的膨胀和实际职权的加强。然而,这些不但没有提升胥吏的社会地位,反而使得胥吏“弄权、奸滑”的形象更加深入身心,其身份、地位、名誉也随之江河日下。而官与吏之间的衣冠服饰之别,正是两者身份等级差别的一种外在表现。古人云：“分别礼数,莫过舆服”,官员据品级可衣绿、衣绯、衣紫,胥吏则只能皂衣白袍,几与庶民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