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口。随城镇化的一路高歌猛进,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人员构成也由早期单一流动模式逐渐过渡到“家庭化”流动模式。作为这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也随之持续快速增长。这一群体以其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相异于上一辈的鲜明特征,得到社会和学界的长期高度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健康生活、学习、生长渐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受城乡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与习性、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及制度、政策方面的限制,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生活、学习、社交等方面的发展资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遭遇部分作为优势群体的城镇个体与群体在不同方面的歧视与偏见,这不利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个体与群体的身心健康成长,进而影响我国城乡社会的良性发展循环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本研究择取深圳市一所学校——荔枝学校作为考察地点,以混合研究方法分别选择七年级6个班,八年级3个班共360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对七、八、九三个年级的27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及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细致探究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歧视知觉的问题。研究主要尝试回答几个问题:1.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存在歧视知觉?若存在,程度如何?针对这一问题主要通过对所收集到的两个年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进行分析,得出,有71.2%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歧视知觉,但总体歧视水平很低;分类维度下的歧视知觉水平也很低;类型不同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存在差异;不同支持主体的支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分类维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造成了何种影响?借鉴已有文献以及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访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幸福感、生活交往和学业成就这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是由哪些场域所建构的?主要依托社会学中社会融合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着重从个体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面对城市的优势在场,农民工随迁子女受前置性条件——国家制度与政策的限制,受家庭弱势地位,学校再社会化,社区距离等方面的影响,建构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4.如何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基于歧视知觉建构的不同场域与不同层次内容,针对性的从各场域不同维度出发,尝试性的提出从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家庭的亲情与文化、学校与教师、社会的舆论与公益机构等方面系统性的干预与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以期为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城市的生活与学习提供科学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