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在推翻中世纪传统神学统治后以其惊人的速度渗透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探讨水声四起,科学理性也由此稳固了自己绝对权威的地位。在科学理性的驱使之下人类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确立起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政治制度的复杂结构,对“科学”的探讨日臻兴盛。从“小科学”的发展到具有规模性的“大科学”,无一不在体现着“科学”的卓越地位。然而,随之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道德滑坡和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科学的走向似乎也渐趋于生硬和冰冷的一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也越来越大。因而,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显得尤为必要。在科学哲学的进路上,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站在逻辑与经验相结合的“二元论”立场上诠释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认为“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这对科学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内部学派成员对逻辑经验主义正统观点进行的不断修正和外部“批判理性主义”强劲对手的宣战,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末路。“批判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波普尔提出的“科学理论不可证实性,但是可以证伪”的科学哲学理念再一次的将“理性”原则推向了高潮,发展了他的科学知识进化论的模式结构,然而庆幸的是他的“世界3”作为本体论认识方法突出了人类的创造活动和知识对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折射出了人类文化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提醒了我们对于看待科学、文明不再是一维、独立的视角,而是需要考虑到相对多元的眼界。历史主义学派以“回归科学史”为口号,通过反辉格式史为方法,对科学哲学以历史的视角进行了全新的考察,把“不可通约性”和“文化相对性”引征到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更改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传统科学观。同属历史主义学派的费耶阿本德以其激进的思想理念对传统的科学哲学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肆地批判。他大力宣传“相对主义”理论和“非理性”观,否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怎么都行”已经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标语式口号。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对此具有极高的赞扬。当然,费耶阿本德所提倡的这些典型的后现代性哲学理念无非是要让人们承认彼此、懂得去倾听,这种“多元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印证着“自由、平等”的后现代性人文意蕴,有效地协调着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张力。在科学哲学转向后现代的文化语境当中后,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后现代思想的外部继承——“科学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广泛的社会文化研究手段发展了费耶阿本德的诸多科学观。然而,SSK在以拉图尔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建构论的影响下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了科学元勘领域,使得科学哲学滑入了更深入复杂的境地。尤其在沿袭了费耶阿本德思想后表现的更为激进,因此拉图尔在后来的“科学大战”中遭到了科学家们的最严厉批驳。此时的SSK在后现代科学文化观所凸显的“泛文化主义”倾向上陷入了“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上的困境。当然,无论是明了的镜像还是困惑的处境,既然我们需要文化,也就不应该去讨厌和摒弃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科学大战”作为历史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了,但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必然持续下去,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运用客观的态度、合理的方法、以及与俱进的科学观,将会是解决“困境”的有效进路。使得“两种文化”的张力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展到更开阔的空间和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