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避开所言说者的言说”来概括策兰的诗学主张，并从诗学传统与哲学反思两个方面在同传统言说方式的对比中对这一诗学主张展开深入探讨。 本文将布莱希特与保罗·策兰作对比，认为他们是两种诗人类型，前者强调“说”，即说出所言说者(Gesagtes)，后者主张“不说”，即避开所言说者。在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传统言说方式那里，语言包含着所言说者。以策兰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则认为，构成传统言说方式基础和背景的对应物，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被悬置挂空了，而言说的对应物在这种言说里的丧失，让传统的言说成为对于真相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要是把语言当做给出“所言说者”的工具，就将封闭语言自身，同时也丢失了所言说者。那么言说，便成为了策兰所称的“犯罪”。 由于摹仿说的限制作用，传统的言说方式，再也没有了在现代主义背景下进行言说的能力。所以策兰实践着一种与摹仿说相脱离的言说方式，即“避开所言说者的言说”，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才能有效地介入现实和历史。本文通过对策兰诗歌的具体分析，阐明了他的言说是怎样竭力地避开“所言说者”的。 从诗学角度看，本文认为策兰“避开所言说者的言说”的诗学主张与现代主义具有亲缘关系，而属于现代主义传统中的后期象征主义。 作者在这个部分梳理了摹仿说在文艺史和诗学史不同时期的境遇。认为它就是传统言说方式中“说所言说者”的始端；与此同时，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语言与摹仿说脱离关系的过程。为此，本文梳理了柏拉图的“理念式摹仿说”以及现代主义各个阶段与摹仿说的亲疏关系。 本文认为前期象征主义没有完全摆脱摹仿说的影响，相反，后期象征主义者继承了为语言而语言的任务，让语言进一步从“理念论摹仿说”脱离开来。策兰的诗歌对摹仿说的摆脱，可以被视为在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 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看来，策兰的诗学主张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明显的一致之处。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非对象性思维”与策兰所要求的“避开所言说者”形成了呼应。但是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框架里还留有“第一哲学”的残余。而当现代主义诗学到了后期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相应于“第一哲学”的东西了。在哲学层面，这种对于中心的瓦解和消除在后现代哲学思想中得以表现。因此与策兰相呼应的哲学，还有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思想。 策兰的言说与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的哲学思想的呼应，说明了诗歌与哲学一样，在积极地做出回应于当下，解决现在的以及历史问题的努力。本文力图揭示出伟大的哲学家与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所做出的这种隐秘呼应。 策兰“避开所言说者的言说”的诗学主张给出了诗人介入世界和记忆历史(所言说者)的可能方式，作为个人他没有逃避时代事件，他以诗人的方式忠诚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历史。经由“避开所言说者的言说”，策兰的诗歌焕发出卓越的语言之力，为历史和人类记忆做出了忠实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