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在编史学方法和科学史观念上经历了许多变化和争论,其中焦点问题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两种传统的界定、理解和取舍。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的多数学者均在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更重视“内史”的研究传统,一些表现出对“外史”传统关注的学者也往往持有一种“内外史”综合的含混态度。“内史论”和“外史论”的分化使每个初入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新研究者都要在或内或外这两种传统之中做出一种选择,且不论这两种选择是否正确,单是这种选择便已佐证了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不足。因为这种选择正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要求,一名研究者在将要开始对真理“观察”和“归纳”之前,就先要在两个范式之间做出选择。正因为当下"内外史"研究中存在这些难以解释和解决的矛盾,我们更应该寻求一种超越“内史论”和“外史论”的新科学史观。本文基于内史论与外史论者对编史学的探索,对库恩与默顿的编史学进行了新架构,并以后库恩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倡导一种全新科学史观。“内史论”与“外史论”对立的前提是两种传统都以实证主义科学观坚守科学“自成逻辑的内部”并使之与“外部”区分开来。后库恩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部”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进而得出一种超越传统内外史论的科学史观与编史方法。在这样超越的科学史观指导下进行的科学史研究,编史学工作和新的综合性著述,能够更好的阐述科学这一社会建制的本质概念与运行方式,也能使科学史受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和更广泛的理解能力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