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种价值载体。立法的过程就是不同价值的搏弈、权衡和选择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进行的。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社会自发变革意识薄弱，自我协调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民间力量非常分散且萎弱不振，在这种社会发展力量长期弱化的情势下，希望我国社会内部短时间凝聚一股自发的变革力量，逐渐、从容地推动现代化进程是断无可能的。于是，在这种社会转型、演进激烈而迅速的时代环境下，体现立法效率价值的“变法性立法”在与立法的其他价值搏弈中脱颖而出，并在立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突出了立法主动地推动和顺应时情的演变，以完成制度转型过程的快速跨越式发展。但步入21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不断发展，我国现代化变革逐渐进入正轨以及民间经济力量和利益集群的丰富，“变法性立法”也逐步暴露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端，给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时，体现立法民主价值的“自发性立法”就逐渐崭露头角，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鼓励自发制度变迁，从而弥补“变法性立法”带来的缺憾，使“变法性立法”与“自发性立法”相结合，共同推动社会向着和谐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文章第一部分从立法的价值和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这两个方面入手，提出立法过程中的价值搏弈与社会变革中的变法模式与自发模式，从而引申出“变法性立法”和“自发性立法”。文章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第二部分论述了我国转型时期的主要立法模式为“变法性立法”。包括从变法性改革的角度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立法模式的分析；我国转型时期的“变法性立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对“变法性立法”进一步剖析，论述了“变法性立法”的弊端及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并且结合法治，论述了“变法性立法”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影响。文章第三部分针对“变法性立法”的弊端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在执行方案时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