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着来自于国际与国内的双重环境压力。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和义务,而中国长期存在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也使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污染负外部性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因此,来自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尤为必要。然而,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实需要(如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在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下,官员政绩诉求将导致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忽视教育、卫生、环保等民生问题,进而形成环境规制政策“软约束”。近年来,突发环境事件屡屡发生,不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更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直接威胁,不可否认,这与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降低环境约束存在直接关系。与此同时,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对外开放政策,201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176.9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其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为诸多学者所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是生态环境污染的跨国转移,还是为东道国带来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发展理念?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三个问题：官员政绩诉求是否为导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提升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环境规制是否会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对影响地区环境规制的诸多因素做出分析比较,更能从企业生产效率的视角,清晰刻画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而对是否能够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效益提升的“双赢”,提供理论检验。本论文共分为7个章节,各章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为文章导论部分,重点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环境规制概念的界定和分类、文章的整体研究思路以及文章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文献综述部分,重点从几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梳理。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激励与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环境保护、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环境规制的关系研究、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四部分。本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总结了已有文献的主要方法和结论,并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进而突出了本论文研究创新与价值所在。第3章介绍了中国工业污染状况和环境规制的演进。主要由环境管理机构的历史变迁、环保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丰富、工业污染的状况描述等几部分组成。这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史,把握环保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文章后续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第4章使用地区经济相对增长绩效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诉求,以1992-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官员政绩诉求对辖区环境污染事故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的政绩诉求是导致辖区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一影响在沿海地区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地区产业结构、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这一发现不仅为人们理解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原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近年来的官员考核机制改革提供了证据支持。第5章使用2003-2010年间中国各城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的渠道做出了验证。主要结论有两点：第一,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因此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天堂假说”。第二,在经济增长绩效较好、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地区,FDI对地区环境规制的正向作用越显著。由此可见,弱化经济增长绩效在官员政绩考核中的作用,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将有效发挥FDI流入对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的积极作用。第6章基于世界银行2005年的企业调查数据,对“波特假说”做出了实证检验,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情况下,考察了当期环境规制与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当期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第二,政治关联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第三,对于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越弱。上述结论不仅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证据,也证明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弹性。最后一章总结了全文研究结论、概述现实启示,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与已有文献相比,笔者窃以为本论文有如下几方面的贡献：第一,从研究视角上讲,环境保护问题是当下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本论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贡献,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事故,本文对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并首次证实官员政绩诉求是造成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地,本文以环境规制强度而非实际污染水平为关注点,证明了FDI对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的积极作用,并对影响机制和渠道做出检验。上述发现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不仅为近年来的官员考核机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发挥FDI对于地区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从分析方法上看,本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研究问题的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不同问题的实际需要,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包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泊松回归、系统GMM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力求得到更加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三,从数据使用上看,本论文尝试基于不同层次的样本数据(包括省级层面数据、城市层面数据、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问题寻求证据支持。尤其是对“波特假说”的实证考察中,与国内已有研究多基于地区、行业层面数据不同,本文为检验“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并通过区分样本企业的行业、区域、所有制以及政治关联强弱,对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