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韩国诗论的发展,虽然以对中国诗论的接受为特征,但其乃是基于韩国汉文学的实际,从对前代诗论的不断总结中发展而来的。特别是在李朝时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出现了对“事大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的舆论倾向,使得李朝诗论,逐渐地摆脱中国诗论、特别是“江西诗派”诗论的束缚,以对性理学哲学观点的接受为特征而展开。在这一过渡阶段,有着正统性理学家学渊源的徐居正,其文学思想的形成,对以接受“江西诗派”诗论为特征的高丽文论,向以接受性理学哲学观点为主的李朝诗论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就徐居正的文学思想来说,作为家学渊源的性理学,尽管在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础哲学观的作用,但是从丽末李初开始,分化为道学派和词章派的性理学,并非形成徐居正文学思想的理论核心。围绕着词章与道学而展开的性理学争论,在徐居正所处的时代,尚未成为决定社会意识走向的推进力量。但是这种争论,在间接地使“事大”外交政策得到了批判的同时,使“世教”的观念得以成形,从而使徐居正文学思想,不仅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使之着重于文学的社会“功用”性。因此,性理学对于徐居正而言,具备的仅仅是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基础于以性理学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摆脱了性理学的哲学范畴,单纯承继自高丽文学思想传统的文学征候。作为李朝著名的汉文学家和馆阁文人的代表,徐居正尽管带有明显的“事大”情绪,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他却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始终强调着“东人东文”的概念,将自己的文学思想,牢牢的根植在高丽时期的传统文学思想上。因此,倡导“新意论”的李奎报、崔滋,倡导“用事论”的李仁老,倡导“折衷”的李齐贤,才是徐居正文学思想形成的本真来源。与此同时,作为对性理学道统思想的接受结果,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始终残留有“载道论”的痕迹。但是,他所谈及的“贯道”或者“载道”,其内涵并非古文运动所倡导的“贯道”;性理学者们所提倡的“载道”,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文以载道”。因此,关于道文传统,他不仅从“道”与“文”的关系角度,揭示了文学的“功用”与创作手法之间的主次关系,而且从一个馆阁文人的角度出发,将诗歌创作对于社会现实的指导意义,总结为“世教”与“实利”两个方面,从而使得他所提倡的“载道论”,彻底脱离了哲学的范畴,将文章的“道”固着在儒家的精神内涵;而将“文”放之于“精切”的“用事”,力图使之更好地为体现“道”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