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备行为是指为了实行行为的发生所创造的便利条件,应当受到刑法的评价。但是刑法理论上对于犯罪预备行为的研究远不如对实行行为的研究,这种现象与刑罚的预防犯罪目的相违背。我国刑法在总则中概括规定了预备行为的处罚原则,在分则中对部分社会危险性较大的预备行为作出了实行化罪名规定。立足于风险社会的背景,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犯罪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处罚以及立法层面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本文选取犯罪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为论文主题,分为四个部分,重点剖析犯罪预备行为的概念及处罚依据,探讨犯罪预备行为刑事责任的科学立法技术,并讨论了不同犯罪类型下的犯罪预备行为认定问题。首先,由于犯罪预备行为从属于犯罪预备,因此笔者从犯罪预备概念入手,得出犯罪预备是实施犯罪以后、着手之前,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之上,犯罪预备行为则是指在达到犯罪预备形态过程中所实施的一切应当科处刑罚的行为。从特征上来讲,犯罪预备行为具有行为的预备实行性、主观目的导向性和构成要件的修正性等特征。另外,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犯罪预备行为可以划分为自行预备和他行预备,形式预备和实质预备,物质性预备和非物质性预备。其次,犯罪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根据是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依据所在。笔者重点从法理层面、实质层面、刑事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就法理层面而言,处罚犯罪预备行为遵循责任主义,同时也是对我国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预防刑罚目的之回应;从实质层面而言,犯罪预备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对其进行处罚,正是重大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体现;最后,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影响不容小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了刑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干预的提前。再次,从立法规范上来看,我国当下的犯罪预备行为刑事责任模式属于总分则相结合的模式。总则第22条的概括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将所有预备行为纳入刑法处罚范围,违背了人权理念,背弃刑法的谦抑性,也与分则的有关立法规定相冲突,从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而预备行为实行化的分则立法模式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冲突;因此,有必要限缩总则的概括规定,并明确界定分则的适用界限,如此才能维持较为科学的立法体系,并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操作。最后,结合司法实践来探讨犯罪预备行为的具体认定问题。犯罪预备行为处罚主要依据“着手”来认定,着手应当以实质客观说为基准,并且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无论是在传统罪名中还是预备行为实行化罪名中,都可应用此标准来甄别犯罪预备行为。在传统罪名中,重点把握法益侵害现实危险性这一特征;在预备行为实行化罪名中,虽然此类罪名是将预备行为作实行化规定,但是理论上应当肯定实行化罪名的预备形态。另外,共谋行为属于特殊的犯罪预备行为,对于共谋行为的认定应当分类讨论。在支配型共谋中,共谋者与实行者成立全程的共犯关系,犯罪形态相同;在对等型共谋中,共谋者与实行者仅在预备阶段成立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