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与传统法治的最主要的分水岭在于:传统法治主要侧重于控制授予政府权力的范围,而现代法治则更加注重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以现代法治的视角观之,行政程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规范与约束行政权力的功能,建立承载一定价值追求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的重要课题。《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翻开了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史上新的一页。此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我国虽然没有着手进行《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但是在立法方式上采取了单行法先行的策略,为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体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天,我国在主要的行政领域已有行政程序单行法进行规范,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分别对特定行政领域设定了有关的程序规范,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对确保行政权依法行使、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观察,注重特定法律文本制定时的社会背景,在历史背景下解读相关法律文本,强调历史性理解,而不是脱离相关历史条件的字面解释。因此,在分析相关法律文本时,笔者搜集并查阅了大量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说明、参与立法的人员撰写的解读、回忆性的资料等。笔者试图回到当时法律文本制定时的历史关口,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研究并分析当时为什么如此设计相关制度。我国目前行政程序分散立法的模式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主要有:重复立法,浪费了立法资源;存在立法空白,有些行政领域一直没有相关的程序规则进行规范;立法冲突的发生,不同单行立法之间就同一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当前的行政程序立法,总体上来看管理法色彩浓厚,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尚有不足。正当程序原则对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在相关立法“缺位”时有填补立法空白的作用,其更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具体规则的制定应受其引导,体现着正当程序原则的理念。依法行政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相关立法,程序立法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实际已经走上了地方先行、单行法先行的道路。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行政程序立法要求,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事实上,《行政程序法》曾列入到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中,但在之后的历次立法规划中没有再次出现过。由此可见,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道路之曲折。本文在对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在借鉴国外行政程序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提出了设想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