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后，国际社会缔结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环境条约(协定)急剧增加，随着国际环境条约缔结的增加，国际环境条约的执行与遵守问题已成为重要议题，并且国际环境条约的实施和遵守直接关系到条约的有效性。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MEAs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都积极促进条约的实施，重要的MEAs都建立以促进遵约为目的、强调协助性和非对抗性的不遵守情事程序(NCP)。　　 CITES并未效仿《蒙特利尔议定书》建立NCP，但是随着公约实施和遵约问题日益出现，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在处理不遵约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不遵守程序规则不一致和适用范围模糊、贸易制裁响应措施的威慑力降低、公约缺失独立的遵约机构等公约遵约机构设置与职能等方面的问题，目前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已难以有效处理公约日益出现的遵约问题。　　 论文对MEAs不遵约反应体系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分析NCP产生的历史基础，并对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的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的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试从公约不遵守程序适用范围的厘清、公约独立遵约委员会的建立、秘书处职能的适当调整、常务委员会成员任职的改革和贸易制裁响应措施适用范围的界定等方面回应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在规则程序和机构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与NCP的比较与借鉴，尝试对CITES不遵约反应体系作适当的调整，并对作出的相关调整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研究。最后，论文完成CITES协调不遵约反应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