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每个国家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反之，也会受到“溢入效应”的影响。基于理论判断与实证分析，任何一个国家在力求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本国的福利函数出发而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还必须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反应。因此，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是必然的理性选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可以看到，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强。一个国家的经济扰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势必通过国际传导，对其他国家产生冲击，破坏其经济稳定状态。如果不能进行立即和有效的政策协调，这种破坏力将会迅速扩散和加深。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实践。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积极通过货币政策等金融工具进行国际协调，以缓解危机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冲击，促进世界经济尽快恢复正常有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非对称冲击国际传导下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在什么条件下货币政策协调可以有效地应对非对称冲击，也就是说，在非对称冲击发生时，在什么条件下货币当局采取货币政策协调的安排平抑冲击的影响是有效的。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从一国遭受非对称冲击出发，探求非对称冲击的国际传导机理，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各国的政策反应及优化问题，力图给中国货币政策参与国际协调提供有益建议。　　 全文共分七章，主体逻辑是在评析现有研究成果和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模型建构设立分析框架，推导出政策结论，进而以次贷危机作为实证分析，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协调的的政策建议。　　 非对称冲击是指源自单个经济体，对该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不对称影响的冲击。本文以传统的AS-IS-LM模型为基础，引入冲击的国际传导渠道，构建了一个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两国模型。研究表明，非对称冲击依据传导渠道会产生两种效应：引擎效应和以邻为壑效应。根据冲击的属性不同，在国际传导中，如果总需求渠道占优，非对称货币冲击和需求冲击会产生引擎效应，即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另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收入的增加；反之，当利率和汇率渠道占优时，则产生以邻为壑效应，即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另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收入的下降；非对称供给冲击产生的效应则与传导渠道无关。模型的构建在技术路线上采用递归模型的分析方法，首先在冲击源发国模型中研究经济冲击的影响，接着再通过传导国模型追踪它们的效果。据此建立了在两种效应下的两国相互依存模型，其中产出和物价都表示为非对称冲击的函数。　　 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研究一国面临非对称冲击时如何做出政策安排和选择的问题。首先，在两国模型中，政策目标有两个：物价稳定和产出稳定。由于两国在政策目标上可能存在不同偏好，因此两国的政策反应函数会有差异。其次，假定各国对政策目标的偏好不同，各国如果都做出使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决策，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冲突，需要进行协调才能获得帕累托改进。因为从理论上讲，协调能够把冲击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最后，从各国政策协调意愿的角度，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政策协调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因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可度量又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各国货币当局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依据货币政策调整幅度确定政策安排的取向。对任何一个货币当局来说，货币政策的波动都意味着风险，只有当货币当局意识到采取货币政策协调可以比不协调的情况政策波动更小时，其协调的意愿才会增加，并积极谋求国际协调。　　 在评估有政策协调和无政策协调的福利结果时，对各政策制定者目标函数的设定沿用了一种常见的方法，即根据一个取决于产出变动性和物价变动性（即通货膨胀变动性）的损失函数来评估各种政策。之后，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用图形的方式直观地表现出无政策协调的非合作博弈的福利结局和有政策协调的对称效率均衡的福利结局。通过福利比较，来确定货币当局的最优政策安排。　　 在衡量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和合作的对称效率均衡时，对不同效应下的不同属性冲击的福利结局逐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对称货币冲击，不论在引擎效应下还是在以邻为壑效应下，协调与不协调的结局无差异，各国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完全抵消货币冲击带来的影响，从而不会产生外溢效应使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做出调整。第二，非对称需求冲击，从福利分析的角度看，不论在引擎效应下还是在以邻为壑效应下，协调都优于不协调。但从协调意愿的角度看，在引擎效应下，协调使得货币政策波动更大，协调愿望不强，可能导致协调无法到达预期目标；在以邻为壑效应下，需要区分冲击的来源，当冲击源自外国时协调有效，当冲击源自本国时协调低效或逆效。第三，非对称供给冲击，从福利分析的角度看，有协调总是比没协调好。但从协调意愿的角度看，在引擎效应下，协调意愿增加且协调有效；在以邻为壑效应下，协调意愿不大导致协调低效或逆效。　　 从前述理论推导可以看出，本次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的国际传导过程。将这一现实案例置入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次贷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为研究对象，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次贷危机中两国采取协调的货币政策安排要优于不协调的情况，即一个负的需求冲击在引擎效应下，协调的福利结果更好。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由于其在势力对比上弱于美国，很可能陷入由美国主导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模式。作为尾随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福利可能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状况。　　 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协调意愿，从分析结果看应属无协调意愿，但现实中我们看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次贷危机中积极参与到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次贷危机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调整，因而货币当局会加大货币政策调整预期。如果把由心理预期放大效应带来的货币政策调整考虑进来，则大大增强了两国进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意愿。二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愿意在危机中与美国同舟共济。　　 次贷危机中，各国史无前例的协调行动对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国际社会就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达成共识，并积极探讨未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发展趋势与框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度日益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日益紧密，因此要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避免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一要注意避免陷入“逆效”协调，二要把握协调方式，三要注意处理货币政策自主性与国际协调的关系。最后，中国有责任带领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协调中的话语权，为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做出贡献。　　 本文应用博弈论的方法对非对称冲击国际传导下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建模分析，是货币政策协调研究领域的一次创新。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冲击的国际传导渠道及冲击的属性引入到相互依存模型中，使得其能够用于分析非对称冲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　　 第二，在技术方法上，将传统的AS-IS-LM模型和递归模型的分析方式相结合，剖析了经济指标（产出、价格）与货币政策变动以及不同属性的冲击之间的关系；　　 第三，在衡量货币当局是否要进行协调时，除了沿用传统福利分析的坐标，还引入了协调意愿的维度，推导出协调意愿大小最终会影响博弈结局；　　 第四，突出了选择协调方式的重要性，本文首次以次贷危机中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协调为例，得出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方式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而应采取效率均衡协调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结论；　　 第五，本文首次将此次源自美国进而蔓延至全球的次贷危机置于一种非对称冲击的理论框架之中，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其国际传导中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并对采取相应的政策建议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