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异常剧烈,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家庭向城流动而导致农村学校学生规模不断下降,百人、二百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大量涌现。伴随于此,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中为了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保障偏远地区儿童在村小撤并后仍获得公平而有质量保障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得到大量建立。最终,在这种学生流动与校建双重趋势下,小规模寄宿制学校大量涌现于地形复杂、人烟稀少地区的乡镇和中心村,它们普遍面临着组织运行与个体发展双层面的诸多困境,难以为那些“进不了城”而就读于此的底层孩子提供充足而有效的教育服务。为对这一兼具学生规模与功能承载双重特殊性的学校发展困境进行考察,本研究选取百人以下小规模寄宿制学校广泛分布且有信任关系基础的J县作为调研地,按照目的性和便利性抽样原则,深入到E、W两所符合要求的学校中进行为期两次共计15天的田野考察。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运用,在深入日常的体验与大量自然化的对话中,发现学校整体因生源持续减少和消极性办学态度,未来是否存在已难以确定。同时,作为学校发展主体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也面临着与学校组织困境一体化存在的形态多元化且具有交错影响性的困境。研究发现:两所学校的校长对教育有着深切的情怀和基于科学教育规律的办学思路,却因为应试导向下科层制的学区制管理模式而有强烈的压迫感与束缚感,对教师的责任承担与职业效能未能满意又难以体现出管理中的权威性,在与乡村社区、与家长的公共关系维护中也因为逐利价值导向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而难以获得足够而有效支持;两所学校中不同年龄的部分老师会对个人职业发展、婚姻关系和家庭照顾有焦虑情绪,在个体职业历程中难以获得良好专业成长,在严苛的管理模式与业绩考核中承受着精神负担而专业自主性降低,教育教学中时常感到困惑并被挫败感所环绕,家长的教育配合与职业肯定也是难以获得;两所学校中的学生大量地生活于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失亲环境中而未能得到足够亲情呵护,在学习中亦很少感受到较高的自我效能且未来面临很高的辍学风险,在阶段性与家庭分离的寄宿环境中也未获得细致的照料和来自亲密性成人的情感慰藉,闲暇时光很是单调乏味。在对学校发展困境表现形式进行梳理、概括基础上,第六章中提出了“囚笼”的隐喻以说明困境的致因,即体现为各行为主体面临着制度的规范、关系的钳制和能力的制约。据此最后本文对学校困境破除的思考路径进行了探讨,即找寻最根本困境和整体困境的形成机理以集中力量突破,亦不可忽视对学校内部积极性变革元素的找寻与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