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历经咸、同、光、宣诸朝,与条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晚清政局的重要一员,张之洞不可避免需要面对条约制度。伴随着张之洞官职的上升,他从间接的条约交涉到直接参与条约修订,其对条约的认识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完成了清流到洋务的身份转换。张之洞身边众多的的洋务人才对其条约观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张之洞在主政初期,就坚持“以条约为章程”的交涉原则,不仅要求己方守约维护列强特权利益减少纠纷,而且要求西方守约以抵制他们条约外的无理要求。张之洞认为条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有相应的国内法来维护条约。对于不平等条约,张之洞都有入木三分的认知和见解,对条约内容的利弊分析更是鞭辟入里。张之洞虽注重条约内容、细节,但对条约类别、签订程序、成立的必要条件却有认识不到位的地方。随着国际法传入中国,张之洞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法知识。根据国际法的一些理论,张之洞也逐渐产生主权意识,认识到各种不平等条约特权对中国的侵害。张之洞主政前期,主张维护列强的条约特权,希望将条约特权限制在条约体系内,避免对清政府产生更大冲击。同时,国际法也成为张之洞维护国家主权的工具,多次利用国际法抵抗列强条约外禁渔。张之洞利用国际法但却反对依赖国际法,认为“公法不足恃”。清末修订商约时期,张之洞产生了较为理性的修约思想。修约不能损害主权及妨碍民生计,是其修约的基本原则,他也认识到商约修订的不平等性。张之洞认为修约需要以大国为重点,变被动为主动,主动提出修约要求和条款,注重对国际法的运用。在交涉修约时,张之洞也试探性地提出修改乃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而未做好充分的废约准备。张之洞的条约观兼具抵抗性和妥协性,同时具有明显地阶段性变化,注重条约约款利弊分析。通过对张之洞条约观的审视,我们看到他的条约观较为丰富全面,又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