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违法合同效力问题，我国在法律的制定方面，从1981年《经济合同法》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实践变革。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下，1986年《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突破性的变革，并未明确规定《经济合同法》中关于违反政策性合同无效问题，虽然变革并不彻底，但该条法律规定依然将“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等同于无效”的理论深入人心，由于规定过于笼统，无效民事行为范围被无限扩大。为了应对当前实践中出现的此类违法效力认定问题，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首次做出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分，然而在立法层面上，并未指出二者的区分标准，这一点也体现了我国现行合同法在规范配置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无论是《合同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问题仍然需要予以进一步阐释。在立法过程中，有必要考虑社会经济的转型，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对于我国现行立法的反思才会更加有意义。由于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背景以及社会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强制性规定造成合同无效的情形被肆意扩大，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在新的价值取向基础上特别是要建立合同效力认定体系，实际上，本文也正是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状况，在中国现有法治水平的大背景中展开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