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一种模仿日本俳句的中国新诗体,它目前存在着艺术性不足,缺乏固定的创作原则和美学内涵等问题。本研究首先简要梳理了俳句和汉俳的历史与关系,并根据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界定汉俳。明确它是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而产生的,处在过渡阶段,未完成“他国化”的变异诗体。因此汉俳的任务是尽量用汉字传达出俳句的意蕴和精髓。基于此种界定,具体分析当下的汉俳作品存在的音、形、意三个层面的问题:在语音方面,十七音的俳句可能只有六七个汉字的内容,汉俳和俳句的诗歌容量极度不对等,使得汉俳显得刻意、拖沓,违背了俳句凝练自然的诗学效果。在形式方面,俳句是“一句成诗”的,在形式上有一种贯通的气韵与其瞬间的情思相融合,但汉俳的分行排列则割裂了这种整体的韵味,破坏了情感的连续性。在内容上面,大量的汉俳作品都缺乏对俳句美学内涵——“俳意”的表达,即缺乏松尾芭蕉和正刚子规所提倡的“闲寂”、“余情”,真诚自然,凝练婉转的刹那情味。许多汉俳创作者没有真正理解“俳意”,也没有从变异学的角度来认识汉俳,不清楚俳句、汉俳与汉诗的界限,写出来的汉俳只不过是三行十七字的中国古诗与现代诗的杂糅体,失去了瞬间领悟的微妙俳句意蕴。最终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英美意象派诗论精华提出了对汉俳的修改意见。英美意象派的代表埃兹拉·庞德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而提出了“超位法”,并写出了《在地铁车站》等诗作。而这种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日本学者川本皓嗣所认为的俳句是由“基底层”和“干涉层”两部分组成相符合。这说明俳句虽然是由“五七五”三个音段组成,而内容上实际只有两个部分。因此根据庞德的诗论和作品,结合现代汉语的语词特征,从字数、断句入手,可以尝试将汉俳改为“八四”二分句;而在修辞技巧上可以进行直呈意象,隐用喻词,倒桩淡化动词,简省暗示等修改,为探索表现“俳意”的理想汉俳范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