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失地农民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群体,近年来该群体的数量急剧增加。城郊失地农民脱离自身原本熟悉的生产生活空间,与新的特定物理空间“重新绑定”,被迫集中安置在社区中。集中式的安置方式将城郊失地农民分置在封闭狭小的单元楼,居住空间高度压缩,空间自由被人为剥夺,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关系断裂,动迁创伤日益凸显。大量失地农民在城市边缘集聚形成新的贫民区,演变成城市生活问题多发地,因此城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成为地方政府不可忽视的治理难题。本文着眼于城郊失地农民群体,从城市创伤的视角下探究城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背后形成的创伤生产机制。依据创伤理论、空间修复理论和情感地理学理论,建立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创伤生产机制分析框架,并提出三个推论。选取成都市高新区S安置社区作为研究案例,基于对访谈文本与调研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安置赔偿标准过低、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差异性的问题进而引发征地冲突,政府不合理的集中安置政策造成了安置之伤。失地农民从乡村空间转移到城市空间,生存空间发生急速转移,居住空间集聚压缩,对土地、乡村的依恋之情被割断,失地农民产生焦虑感、相对剥夺感、安全感缺失、归属感不强,心理创伤随之产生。安置后期政府未建立起创伤修复机制,心理创伤加剧最终演化成慢性城市创伤。究其原因在于空间集聚压缩下导致城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创伤爆发,空间生产下导致城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创伤进一步累积,而最终的空间实践结果是对安置社区造成长期的慢性城市创伤,失地农民安置社区陷入社区衰败、贫困集聚、代际传承、文化创伤的困境。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构建城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路径,需要从制度—空间—文化三元辩证进行多方位考量。政府应治理创新采取阶层混居的安置方式,安置补偿形式多样化,加强安置社区管理;空间重构与再造,创建“以人为本”的生活空间,构建开放性、多元性的社会交往空间,营造社区情感空间;重建“拆迁文化”,增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以上治理对策旨在帮助政府做好失地农民安置工作,修复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慢性城市创伤,推动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