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考据学、金石学的兴起，书法家对汉代隶书有了重新的认识，在取法汉碑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明末清初的学术环境为《曹全碑》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而且，《曹全碑》出土于学术氛围比较活跃的关中地区，一些学者、书家的鼓吹和宣传也扩大了此碑的影响力。客观上，由《曹全碑》引起的书法实践，又对此时的隶书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碑因与《受禅》、《劝进》等碑别出一格、自成一家，受到书家的极力推崇。《曹全碑》更激发了书家对汉隶的想象和探索，他们通过对汉隶的书法实践与取法，逐渐摆脱了三国隶书方整板滞、用笔一律的面貌，开启了汉隶“无拘无束”自然质朴的风貌。本文首先对明末清初的学术风气及隶书的复兴作简要的梳理，揭示出在这种环境下《曹全碑》对复兴隶书的客观作用;其次通过此碑在明末清初的接受和传播来论述其在此时期的重要地位;再次，通过郑簋、朱彝尊、傅山、周亮工等书家对《曹全碑》的临习、取法，及因他们的影响引起的书法实践，推动了明末清初习隶风气的进一步扩大;最后以《曹全碑》从三个方面来看书家在明末清初的隶书观念。《曹全碑》的出土对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的隶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碑受到极高的赞誉和热捧，也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