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和交流的全球化,语言和文化联系地更为紧密了,语言阐述、包涵并体现着文化的本质。谈起翻译,不论英译汉或汉译英,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因素。不同国家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都大相径庭。翻译过程中,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文化词语将原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翻译出来并非易事,而且采用何种策略才能获得和与原文尽可能等同的阅读效果,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应该说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重大作用,而儒家则首推孔子为其代表人物。《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思想、主张的重要著作,其中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已代代相传,已久久渗透在中国两千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和心理习惯中了。黄治中曾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文明,他也许就是孔子;如果有一本书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共同思想,它也许就是《论语》。”本文尝试通过对两个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归纳出一些典型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对于一般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应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Peter Newmark的语义翻译观和交际翻译观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对文化的定义、翻译策略进行简单的理论回顾和评价,侧重介绍Peter Newmark的翻译观点。然后对孔子、《论语》及《论语》两位译者里雅各和辜鸿铭分别进行概括性的介绍,着重点是两位译者的个人翻译风格、各自对《论语》翻译目的的认识和目标读者定位上的差异等等。基于以上各因素的分析和对两个译本与原作的对比,本文作者发现这两个译本最为显著,或者说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译者立场是原语文化还是译语文化。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初步结论,即里雅各的译文从整体上偏重于语义翻译,而辜鸿铭的译文则更倾向于交际翻译。本论文从五个方面对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汇的具体方法进行了对比,即:有文化内涵的关键词语的翻译,比如,仁、义、礼、君子、小人等;人名、地名和官员等的翻译;物质名词的翻译;有关社会风俗习惯、社会礼仪和社会活动等词语的翻译;明喻、暗喻、类比等修辞方法的翻译。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人对两个译本的优缺点进行尝试性的总结,并归纳出具体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以供参考。也希望此研究能对经典著作的翻译起到一定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