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主要理论立足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对文艺队伍、文艺思想的有效清理与整合，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不能否认，建国初期新中国文艺思想的组成、文艺队伍的组合是复杂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时间段，它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全国文艺界必然要进行“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段。“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包含深刻的政治内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也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统一战线”政策文艺战线上的具体实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文艺队伍、指导中国文艺的思想，都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9月，文教政策的立论依据，仍旧依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中共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为1951年党外整风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同时，经历一年的经济及文化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局面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这为1951年文艺界展开文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　　 本文集中关注1951年中国文艺界，试图勾勒出1951年在新中国作为关键年份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1951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跟新中国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1952年全国性学习《“文艺讲话”》和文艺界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以专题为框架，以点和线的梳理为基础，达到对1951年作整体观照。梳理过程中，论文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为横向考察点，试图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勾勒出1951年的重要意义。　　 第1章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建及学员学习作考察。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文艺学校，已经表明中共对新中国文艺队伍的“不信任”。中共试图建立一支纯洁的文艺队伍，努力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建立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合法地位。但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中央文学研究所最终招收1期2班学员来充斥新的文艺队伍，形塑着新中国文艺队伍。这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整合”提供了经验。　　 第2章以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及遭遇批判为考察中心。展开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针对的是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这一私营性质的经济形态。昆仑因其革命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战对象”，但经济的过渡是新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中共选择昆仑为突破口，从而对私营电影业进行了改造，对在私营电影业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震慑作用”，赵丹、孙瑜、郑君里之后的电影遭遇已经证明它的意义。对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的批判，直接导致新中国电影局面的“转变”，私营电影业1952年寿终正寝。它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第3章以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和三联·人文版“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为考察视点。“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开始都有“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但“文艺建设丛书”最终出版之时，这一文艺政策没有考虑，它成为“清一色”的延安文艺青年文艺创作实绩的表现。“新文学选集”虽然作为“统一战线”的产物，但与新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存在距离，最终于1952年12月出版普及版之后，融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家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编选”原则及选目标准则发生改变。这为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第4章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为考察契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实践论》得以重新发表，其背后原来是强大的学习运动在酝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全国政协会议确立思想改造为全国政治运动。显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话语蓝本”，之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遍及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酝酿成功，《“文艺讲话”》成为思想学习运动中引用率最高的文本，这为1952年《“文艺讲话”》十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舆论。它们为新中国文艺队伍和文艺思想进一步的“整合”扫清了障碍，形成了统一认识，“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无疑，1951年是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年份，虽然文艺界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强烈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准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