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始终将取得宣传战线上的胜利视为取得最终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纵观中国共产党红色宣传事业的发展史,除了以报纸期刊为主的大众媒介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外,俱乐部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存在。“俱乐部”的概念来源于在欧美国家长期以来承担组织社交和提供娱乐两种任务的公共会所,进入中国后它逐渐演变为“机关、企业、团体、学校中综合性的文化娱乐场所的通称。”俱乐部的演变近乎与党的成长是同轨的,在中央苏区的版图基本确立之后,俱乐部作为主要扎根于乡村和红军内部的基层传播“自组织”,开始最大化地发挥政治教化和娱乐大众的双重作用。换言之,它是苏区红色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开展政治动员最基本的平台。俱乐部能够以独有的自我教育模式进行政治传播的关键就在于它在较大程度上淡化了红色文化传播要素的存在感,构建了一种既引人入胜又具有特定含义的传播情境,让进入其中的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深受熏染。本文在媒介情境理论的视域下,剖析了苏区俱乐部传播情境的构成因素、影响机理,并且探索了这种特定传播情境现实效能以及对今天的启示。在绪论部分以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学术回顾和创新之处等小节开篇引入后,第二章以功能对象的区别为划分,辅以相关历史背景,分别介绍了中央苏区最主要的三种俱乐部形态。三至五章正式将媒介情境理论与俱乐部的传播实践相结合,探索了俱乐部是怎样构建起气氛浓烈的红色情境兼之将传播活动潜移默化地嵌入其中的,并深层次分析了俱乐部所构建的革命情境是如何促使苏区人民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以及规划自身行为的。其中还总结了俱乐部所塑造的传播情境最显著的特点以及这种特征在诸多传播元素中的体现。至于最后一章则指出了当代国内主流宣传应当从俱乐部政治传播模式和其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加以改造运用从而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和信息环境中取得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