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异质文明中，中国文学“言志”传统与西方文学“模仿”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抒情诗文本。中国“言志”诗歌注重通过物对心的关注，而西方“模仿”文学则相对更注重对物的关注。正是因为中西文学的传统审美理想存在此种本质差异，才使得《诗经》与萨福爱情诗在最小文学手法（描写、叙述、直抒胸臆）的运用与结构布局上有诸多不同的特点。《诗经》是中国“言志”文学传统的经典源头；置身于西方“模仿”传统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她的歌诗虽然大多为残篇，但仍然是古希腊抒情诗的经典源头。我们将二者的爱情诗作为考察对象，来研究中西抒情诗之异同。本文尝试从《毛诗大序》、刘勰《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出发，根据诗学模子双线并进寻根法，考察《诗经》与萨福爱情诗在最小文学手法与结构布局上的异同。首先，在最小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我们以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为单位，对《诗经》和萨福爱情诗进行切分，并统计两个研究客体在描写、叙述、直抒胸臆运用上的百分比。通过比较发现，在描写手法的运用上，《诗经》中的文本艺术图画相对含蓄，属于写意式；萨福爱情诗中的文本艺术图画则相对更加详尽细腻，属于工笔式。在叙述人称上，《诗经》爱情诗中有41%的歌诗属于以第一人称为主体、兼用第三人称进行抒情，这种手法更显含蓄，萨福爱情诗中则有45%的歌诗属于以第一人称为主体，兼用第二人称进行抒情，显然萨福爱情诗更具有戏剧效果。《诗经》爱情诗中的直抒胸臆比萨福爱情诗多15%，而后者比前者在叙述比例上多出21%。其次，在结构布局上，《诗经》中的爱情诗是以“赋比兴”为手法进行结构布局，文本艺术图画具有不连续性；而萨福爱情诗是以对话、行动为基本结构布局，其文本艺术图画则明显相对具有连续性。通过互照互识可见，《诗经》与萨福爱情诗都遵循抒情诗文体的要求，通过描写、叙述达到抒发情感的最终目的，只是因为中西在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上的传统差异，使得二者在描写、叙述、抒情方式与技巧上有着各自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