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贿罪是与受贿罪相对应的一种犯罪,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相对于以前而言,行贿犯罪活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手段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近年来,行贿罪作为社会腐败的主要恶源,正被人们所重视,因为行贿犯罪不但侵犯了国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导致权力腐败,而且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可是目前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偏重于对受贿犯罪的研究和打击,加之当前行贿罪立法上的不完善,使得行贿罪的认定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成了打击腐败的一个关键突破口。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因此对于行贿罪也要依照法律进行认定,但当前立法的滞后造成了行贿罪认定的困难,特别是针对感情投资这种行为,我国法律还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可见,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行贿罪的规定与实际脱轨,立法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法律实践中既不能有效的防范行贿犯罪的发生,也不能有效的认定行贿犯罪,使得较多行贿犯罪行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因此,为了更好的打击腐败,当下完善行贿罪的相关立法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笔者结合我国司法解释、司法实务及借鉴域外其他各国各地区的相关刑法规定,尝试性地探讨了我国行贿罪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期对完善我国行贿罪的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有所帮助。本文由五部分组成,以下是对本文内容和结构的简要介绍：第一部分行贿罪的概述,笔者给出我国行贿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的同时,还详细介绍了我国行贿罪立法发展。欲阐明某一问题,首先了解它的基本情况是很有必要的,所以笔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里面汇总我国从古至今的法律中关于行贿罪的规定,以传承历史中的合理和优秀部分,古为今用。此部分是该篇文章的基础。第二部分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包括三点：第一点是对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要件设定的一些思考。介绍了其历史由来并归纳比较了学界的各种主流观点；第二点中阐述了笔者对目前司法解释中“不正当利益”的困惑之处。第三点是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的依据和立法建议。建议取消此要件,而是将”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为量刑情节,在量刑的时候与”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做区别对待。以期用简单的规定来规避不必要的复杂。第三部分扩大贿赂范围,一方面,笔者通过对行贿罪贿赂范围的历史沿革、理论分歧及国内外有关行贿罪相关立法的比较,指出我国贿赂范围受限所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笔者提出扩大贿赂范围的立法建议,主要阐述了对行贿中特定财物的认定及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的必要性。第四部分扩展行贿罪的行为方式,通过对行贿罪行为方式的国内外比较研究,指出目前我国行贿罪的行为方式界定中存在的不足。然后,提出扩展行贿罪行为方式的立法建议,主要体现在：增加“表示给予”和“许诺给予”行贿罪行为方式和“感情投资型”行贿行为两方面。第五部分行贿罪刑罚规定的完善,首先,笔者对我国行贿罪刑罚规定中存在的缺陷进行探讨,在如今轻行贿重受贿的规定下,为了严厉打击和有效遏制腐败犯罪,我国有必要在刑罚方面对行贿罪作进一步完善。然后,笔者建议扩大对行贿罪刑罚的考虑因素和增加罚金刑与资格刑的适用,以完善行贿罪的刑罚种类,同时还应加大行贿罪的查处力度,不枉不纵,打击行贿犯罪,遏制腐败。本文在笔者深入剖析行贿罪的基础上,通过对目前我国行贿罪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的探讨,指出当前行贿罪立法中的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完善行贿罪的立法建议,希望能对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