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之首的《史记》自问世以来,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史记》本身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已得到充分的发掘。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对《史记》的百科性质的研究,各学科通过《史记》都为自己的领域引进了新的景观。但从文本、文学批评和对文学的影响几个方面来综合研究《史记》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章很少。本文立足于《史记》文本,对《史记》在魏晋南北朝的流传、研读以及其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探求《史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和初步研究的特点,并进而了解《史记》本时期研究所取得成果以及其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人们思想相对而言比较自由,文学比较活跃。《史记》的流传与研读和汉代相比之下更为广泛。本文对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流传和研读情况作了简单梳理,其中对推动《史记》流传较有影响的是徐广的《史记音义》和裴骃的《史记集解》,这两部书主要是参照当时流传的一些版本对《史记》进行注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这一“自觉”意识的朦胧觉醒在《史记》这一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已表现在许多方面,并对后代文学自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日渐繁荣,许多作家在评论《史记》的史学特点时,已开始注意《史记》文学方面的特点并有简单论述。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心雕龙》在各章中对《史记》文学方面的特点都有提及,本文重点论述了刘勰的“蓄愤说”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随着《史记》流传范围的扩大,人们对《史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对它的写作手法、故事情节、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也越来越熟悉,一些作家在创作时潜移默化,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史记》这部优秀的历史散文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它为诗文提供了典故,为咏史诗提供了吟咏对象,为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等等。在另一方面,本文探讨了《史记》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论述了《史记》对传记文学、小说和杂文的影响。其中重点论述了对传记文学中的杂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