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第142条是我国立法上首次规定了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并将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区分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虽然区分了两种情形,但对于解释规则的规定仍较为抽象,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进行解释作业值得探讨。另外,《民法总则》未对补充解释作出规定,是否允许裁判者进行补充解释及如何进行补充解释便存在疑问。本文首先通过案例观察总结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接着结合民法理论尝试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以解决实践中问题,最后结合在案例中的运用验证本文观点的可行性。本论文由导论和结语以外,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我国立法与司法中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厘清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现状,归纳了《民法总则》第142条的法条结构,并对比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情况,指出该条的立法在我国立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其次,考察审判实践的现状,总结分析该条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包括裁判者对解释参考因素适用随意导致裁判论理不充分、意思表示漏洞的认定及填补理由不完整等问题。最后,结合审判实践的现状,反思我国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中的问题,即立法过于笼统且缺乏可操作性、缺少意思表示补充解释的规定。故需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应。第二章针对第一章中发现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改善建议。首先,通过比较分析德国法上关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理论,为下文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基础。然后,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需要确立相对固定的意思表示参考因素适用顺序,解决审判实践中随意选取参考因素、对解释结果论理不充分问题;需要增设意思表示补充解释的规定,加强审判实践中对于意思表示漏洞的认定及填补理由的论述。第三章为本文主要观点在审判实践中的验证,解决当前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文义因素作为解释结果的起点和终点、以体系因素限缩解释的范围、以目的因素指引解释的方向、以习惯因素检验解释结果,裁判者需要调查各因素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以此逻辑顺序论证作出解释结果,防止肆意解释可能导致解释结果存在偏差。此外,增设意思表示补充解释的规定有助于解决此类涉及意思表示漏洞的案件,避免法官与单纯解释共同论述,一并得出解释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