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春华案”为代表的一系列争议案件,使得《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成为了极具争议的关注焦点。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和理论界的讨论,折射出了非法持有枪支罪在司法适用时存在的诸多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依托个案探讨枪支鉴定标准问题,虽有较多理论成果,但结合本罪最主要的属性——抽象危险犯的研究不够重视和深入,使得现有研究角度和方向单一,局限于个案的讨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从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抽象危险犯属性切入,在梳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确立抽象危险犯的实质判断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枪支认定标准所涉及的行刑交叉问题,从而进一步在结合案例的讨论提出非法持有枪支罪司法认定的相关建议。首先,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提出解决本罪司法认定路径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及持有型犯罪是否具有独立的法益侵害性?抽象危险犯的本质与判断方法?枪支的认定应当依据何种标准?其次,阐述非法持有枪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并且持有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主要来自于在持有状态下行为人对特定的物品的指向保护法益的使用。再次,梳理现有对抽象危险犯研究的理论成果和观点,提出抽象危险不是立法的提前拟制,而是客观上存在的法益侵害危险的状态,对抽象危险的认定应当以法益保护原则为指导,由构成要件中各要素共同反应出,即在具体法益的指导下,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最后,结合上述内容,提出枪支不能直接套用鉴定结论将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枪支,而需参考行政法上对于枪支认定标准的要素和个案的鉴定结论,充分考虑嫌疑枪支的各种具体情况,对枪支的比动能、发射物材质和枪支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目的的综合判断,并且在“枪支”要素经过刑法评价和认定后,也应当以保护法益作为指导,具体的认定和判断在持有状态下行为人对枪支是否有指向所保护法益的使用。对非法持有枪支罪坚持以法益侵害的实质判断,稍有放纵犯罪之嫌,但实际上却有利于将刑法和行政法的功能都予以充分发挥,更能合理地实现枪支管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