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物权规则随着经济发展成为资金融通和债权保障的抓手。我国选择引入价款优先权制度是基于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保障债权的安全,并开拓多样化的融资途径。但《民法典》第416条仅做了一般性规定,对于实践中具体应用缺乏细化规则,因此,阐释价款优先权的成立要件、优先效力等对实际适用该条款具有指示作用。第一部分论述价款优先权的渊源与正当性基础。价款优先权来源于英美法系,与浮动抵押制度和嗣后获得财产条款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19世纪下半叶美国《统一商法典》的修订而逐渐成型,成为促进商业融资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驱动器。价款优先权设置的初衷在于限制浮动抵押的“垄断地位”,避免在先浮动抵押将嗣后财产全部纳入抵押物范围而制约债务人融资渠道,满足多样融资需求。此外,价款优先权顺应国际动产抵押发展趋势,以功能主义担保观为基础,注重担保的实质功能,与我国现有形式主义担保观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二部分阐释价款优先权的交易结构和优先效力。取得价款优先权需满足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即主债权为抵押动产的价款并在宽限期内办理登记。通过明晰“交付”义务的内涵、完善登记程序来对交易人进行流程上的指引。同时,详细论述价款优先权的超级优先效力仅针对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这是价款优先权设立初衷所决定的,否则会引发潜在道德风险,损害固定抵押权人的利益。第三部分论述价款优先权的变动对交易以及优先效力带来的影响。包括变更、转让时效力的延续等。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限制条款的效力以及双重身份规则的适用。当事人为保障自身的利益,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禁止设定价款优先权的内容,需要从善意与否来判断对债务人后续的融资是否产生影响。此外,在交叉担保中,价款优先权发生变动对超级优先效力并无影响,而主要取决于价款与担保物之间的“可追踪”属性。而当价款担保物发生附合时,超级优先效力可以延续,但需以原有价值为限。第四部分论述价款优先权制度引入后与现行《民法典》中其他制度的相互适应与配合。一方面,超级优先效力受到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限制,正常经营买受人作为市场主体具有合理预期利益,当其主观上为善意时,优先效力则失去了适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引入价款优先权制度毋庸置疑地丰富了我国担保制度,拓宽动产抵押的应用前景,但其与所有权担保（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产生的争议需要深入思考。价款优先权对所有权保留制度进行补缺,在维持所有权保留制度活性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保障动产抵押制度体系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