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后,中国代工企业尖锐的劳资关系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在许多国外媒体大量报道中国“血汗工厂”体制的同时,国内许多媒体及研究却将新生代农民工贴上了抗压能力差、心理素质弱的标签。但同时,又有许多研究发现许多新生代工人在对高压的工作环境心存不满的同时却又呈现出积极地适应能力和亲社会态度,并就其原因呈现出阶级话语分析和新自由主义话语之争。那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真的是心理素质低下、抗压能力极差的群体吗?他们的日常打工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在他们看来,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又是如何寻求化解的呢?笔者选取了苏州市某典型的台资代工企业为田野并亲身体验了近3个月的流水线生活,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以及DITL(A Day In the Life)的视觉人类学的方法寻求适应性较强的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其日常生活情境予以描绘,并试图利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的“抗逆力”(resilience)视角作为分析研究框架来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新生代打工者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压迫性的工作大环境、社区暴力与社会欺骗,以及游走在城乡边缘的尴尬处境都是他们所感知到的压力来源。其中,企业中基层管理者所采取的有台资特色的“训话式管理”最为工人们所诟病,成为该群体能直接感知到的最大精神压力发散场。其次,面对压力,有许多来自个体内部、家庭及社会外部的保护性因素会对新生代的打工者产生保护及防疫性作用,这些因素可以通过行为主体内部产生有效的抗逆力,其中个体自身对自己日常生活意义的积极构建起到了关键性和桥梁性的作用。再者,在内外部积极保护性因素作用下,这些新生代的打工者面对压力源会进行内部独特的情绪套索和外部行为塑造,采取积极有效的抵抗策略。这种策略往往具有非对抗性并富有“阿Q”式的抵抗哲学意味,只能算是种“柔弱的钝武器”。但这种武器却具有极好的抗逆力效果。最后,文章从生理、心理、家庭和社会适应层面上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抗逆力结果展现与特征予以总结并归结出其抗逆力运转机制。此外,就研究发现对企业社会工作介入这个群体提出了些许启发性建议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