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交流潮流往往和宗教传播密切相关，而宗教的传播又往往离不开宗教典籍的翻译。就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而言，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的传入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宗教典籍翻译活动，这些翻译活动不但极大推动了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在政治、文化、文学和语言等诸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就《圣经》被翻译成汉语的历史而言，虽然从唐代到清中期一直存在时断时续的译经活动，但真正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却是出现在近代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译经到1919年官话“和合本”的大功告成，在华新教传教士的译经活动持续了一百余年，推出了种类繁多的译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选取从1807年到1862年这一期间新教传教士的《圣经》汉译活动为研究对象。论文以这一时期出现的四个主要译本为主线，既通过展现传教士译者就译文语体、译经原则、术语翻译和译经组织模式等具体翻译策略方面所进行的思考、选择和争论，又通过讨论传教士译者和传教差会、圣经公会等赞助机构之间的互动，以及赞助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全面考察这一时期译经活动的渊源流变，力图揭示出这一时期译经活动不同于之后若干时期译经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不同面貌。　　就具体翻译策略而言，由于受制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总的时代背景和传教士译者自身神学理念、汉语修养的影响，译经活动总的来看尚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1823年，中国境内第一部汉语《圣经》全译本《神天圣书》印行后，传教士译者出于对翻译质量的不满，不断开展修订和重译工作，相继推出了另外三部全译本。这几个主要译本在译文语体上都采用了所谓的“深文理”语体，在术语翻译方面则不断推进，初步奠定了一套汉语《圣经》话语体系，在译经原则上则既有以直译为主的《神天圣书》和裨治文/克陛存译本，也有以意译为主的“四人小组”译本和“委办本”，在翻译组织模式方面由某一差会的某一两名传教士单打独斗发展到由若干差会的传教士团结起来，并在圣经公会赞助之下，进行联合译经。　　另外，传教士译者和赞助机构的关系随着译经活动的发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对不断涌现的《圣经》汉译本，赞助机构由于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译经活动费用和译本出版资金，发言权越来越大，从马礼逊译经时期默默的资金提供者发展到后来最终的裁决者。不过，由于译经赞助机构主要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差会和圣经公会构成，在对译本做出最后裁决时，赞助机构考虑更多的往往并非译本翻译质量的高低，而是国籍因素，反映出英美两国传教团体和传教士在译经活动和传教事工上的竞争。　　最后，这一时期的传教士译者出于译经工作需要，特别是为解决“译名之争”所产生的困扰，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研究，翻译了不少汉语典籍，编写了大量词典、小册子和文章，极大促进了汉学的发展。这些研究连同译经工作共同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新教传教士从1807年到1862年的译经活动作为近代新教传教士一百多年《圣经》汉译活动的早期阶段，在具体翻译策略上既存在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在相似性，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呈现出与之后译经活动颇为不同的面向。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出现的四个主要译本的翻译质量并不算高，但却为后来更好的译本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