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起,中国将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总人口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大程度是依赖人口飞速增长带来的红利。然而,进入21世纪,为国家为社会奉献青春汗水的一代逐渐老去,尤其受城市化进程及早期政策影响,中国提前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给社会、家庭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与日俱增,我国的养老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人均资源少。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话题。伴随养老需求多元化的发展,家庭养老难以为继,而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也日益凸显。如果固守家庭养老、社区和机构养老模式,不仅无益于养老多元化的发展,也无益于“积极老龄化”的推进。鉴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018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就强调发展居家与社区相结合的互助养老。从目前国内的实践现状来看,互助养老的类型主要有:“时间银行”式互助、“互联网+专业服务”式互助、“群居”式互助等。互助养老模式成本低,不仅能够缓解传统养老模式单一固化的问题,还能够有效促进“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和谐。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互助养老仍然存在一些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与“群居合一”的理想相悖、道义与功利不相统一、传统孝道被忽视、老龄人幸福感缺失、志愿者与服务接受者存在信任危机等。而国内对互助养老理念认同的缺失、老年人之间关系网络没有构建、社会“消极的”老龄化以及制度不完善导致互助养老发展动力不足等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面对互助养老存在的伦理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解决之道,诸如构建养老主体责任承担的多元机制,建设城乡统筹的互助养老保障体系;提高互助养老服务功能,确定非营利性养老的公益属性,构建新型互助养老共同体,实现社会全面关怀;积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新型互助养老观念;借鉴德国“多代居”互助模式、美国“村庄”互助模式及日本“邻里互助网络式”养老模式等的互助养老成功经验。这样,通过加强互助养老顶层设计,延续中国传统养老特色,弥补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不足,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共同构建的有效方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在互助养老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使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与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情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