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能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与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稀缺的能量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增大。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如何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是中国低碳发展的主要内容。“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冲刺阶段,厘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机制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对我国而言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为核心,首先在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目的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指标设计原则,本文选择了人口总量、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产业结构与能源强度共5项指标来构造我国能源消费影响因素STIRPAT模型。其次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划分为前工业化阶段(1978-1987年)、工业化前期(1988-2001年)、工业化中期(2002-2010年)、工业化后期(2011-2016年),根据各阶段中不同省份表现出的发展差异,采用综合加权法与四分位法将各省份划分为为高、较高、较低与低水平水平工业化区域,从全国和省际两个层面对各阶段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较为全面的研究,最后结合研究结果和我国工业化发展现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出现解耦现象,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我国区域能源消费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随着各区域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均能源消费差距在逐步缩小。应用改造的STIRPAT模型,以1978-2016年全国能源消费和按工业化发展水平分组的省际能源消费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人口总量、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消费水平(0.314)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分别是城市化率(0.297)、人口总量(0.152)、能源强度(-0.102)和产业结构(0.080)。工业化各阶段人口总量、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对能源消费总量均为正向拉动作用,产业结构与能源强度作用方向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在高速工业化背景下,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并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了稳定推进城市化进程,注重门槛效应;加快产业结构深度提升;倡导生活节约用能,优化能源结构;增强技术进步投入,加大政府环境管制等建议。区域工业化进程中,在影响能源消费总量的因素中,人口总量、居民消费水平为主要助长性因素,2002-2010年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首次超过人口总量成为主要助长因素,产业结构为主要抑制性因素,工业化中期以来,除高水平工业化区域外,其他各省份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不同工业化发展水平各区域能源消费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制定节能措施时要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