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地区诗歌源远流长,诗人骚客名家辈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汇流、壮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的姿态。经过明代中后期的孕育,山左地区的诗歌发展加快了其前进的步伐,在清初易代之际达到了高峰。康熙时期,山左诗人王士祯更是以含蓄蕴藉的神韵诗风独领风骚,引领着几乎一个朝代的风尚,但是随着神韵诗歌作为一种模式流行开来,其流弊也日益凸显。王士祯的甥婿赵执信尤不满于此,他“轶越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对诗坛流行的神韵风气起而攻之,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赵执信与王士禛之间关于诗歌创作风貌的论争,其实是不同诗学理论之间的一次碰撞,而不能仅仅看作私人恩怨,而且他们关于诗歌创作风貌的论争亦与山左诗歌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因而对清初山左诗坛的纷纭通变幻进行总体概观,发现山左诗坛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以时代、地域、作者等相关因素作为结合点来观照山左诗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山左诗坛的整体风向。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鼎革之际的风云变幻和士风转变,以及山左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明朝末年,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贪污腐败之风大炽。在民间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愈演愈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满清贵族乘机问鼎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清朝建国之初,为了巩固统治,一方面推行铁血政策,镇压全国的反抗;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从精神上打击士人的反抗。但仍有不少仁人志士不畏强暴,进行着不屈的反抗。由于现实环境的变乱,多数士人力图恢复儒家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要求文学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这也与清廷崇雅的目标有了衔接点。随着清朝文治武功的推行,王士祯的神韵诗风代表了诗歌雅正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诗坛出现了“本朝诗人,山左为盛”的局面。而赵执信与王士祯关于诗歌创作的论争亦从侧面反映了山左诗歌的发展、繁衍。第一章论述了清初山左诗坛和诗人群体。主要是从明清之际诗坛的发展演变和山左诗歌的发展两个方面展开的。明朝至清初的诗歌轨迹经历了由靡弱的台阁诗风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七子”派诗风转变,再进一步转向世俗化、大众化的“性灵”诗风,最后又重提经世致用,向着师古崇雅方向转变的轨迹。遗民文学的风貌代表了鼎革之际的创作风貌。与此同时山左诗歌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既有遗民文学的痛苦呐喊,也有台阁文学的悠游不迫,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山左遗民群体以地域为限大体可分为新城、莱阳、诸城三大遗民集团,其中徐夜、赵氏兄弟、“诸城十老”中遗民诗人的创作较为突出;此时山左台阁诗人以“贰臣”诗人的创作为高,刘正宗、赵进美的创作成就较高。第二章论述了顺康之际的诗歌创作和山左诗人群。顺康之际,新朝的进士群体逐渐取代了遗民群体成为文坛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清廷把文学纳入了官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并力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以消弭易代引起的变徵之音。由于清廷对南方士人的极力打击,使该地区的创作呈现出萧条之势,山左诗歌正是以此为契机沿“温柔敦厚”一脉走向了繁荣。其中以王士祯的神韵诗歌影响最大,他的诗歌创作含蓄蕴藉,风格清远冲淡,避开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禁区,顺应了统治者的文教政策。但是随着神韵说的传播,其流弊日显,后学者又无王士祯的才气,因而其开始流于表面化、程式化,赵执信不满于此并起而攻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了赵执信的人生经历和《谈龙录》的创作情况。赵执信的人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出生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是他少年得意、官运亨通时期;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雍正二年(1724)是他宦海失意,漫游四方时期;从雍正三年(1725)到乾隆九年(1744)是他归隐田园,终老一生时期。而康熙二十八年因观剧罢官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也与他洒脱不拘、傲倪时辈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赵执信的《谈龙路》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诗中须有人在;<二>诗外须有事在;<三>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四>应自由的选择艺术风格;<五>反对宗派主义的门户习气。其主要针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歌而来,也可窥见山左诗歌内部的发展、演变。第四章论述了赵执信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情况。赵执信的诗歌受到了赵进美、王士祯等的影响,而冯班的学说对他影响最大,他要求“作诗贵言志,饮酒聊快胸。”以真情作为诗歌出发点,以情入境追求高格,又不失古旨。可以说王士祯的创作侧重于本体对外物感知的内在追求,赵执信的诗歌强调个体内在情感的外在反映。赵执信的诗歌可分为纪实诗、郊游诗、咏怀诗三大类,其中郊游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艺术上他的诗歌“自写性情,力去浮靡。”大多直抒胸臆,因而“直而不俚,高而不诡。”这也是他“喜怒哀乐一出己情”的真实写照。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诗品奔放有余,不取酝酿”的弊病。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明中叶以还,山左诗坛的发展、壮大,至清初出现了“本朝诗人,山左为盛”的局面,其中以王士祯的创作影响最大。但是由于神韵说的盛行,新的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诗坛,赵执信与之不合,并产生了诗学论争。这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也是山左诗歌鼎盛阶段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