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48年3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成功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取得了全方位的丰富的理论成就,而且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由引言和正文七章共八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对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研究现状(包括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创新与不足作了介绍和说明。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存在着结构性的不足,造成这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不够全面。论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设计整个论文的框架。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也都是围绕这一点而产生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重新定位,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看成一种革命理论,而且看成一种契合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先进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看成中国共产党的专利或者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而且看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融合和再生的过程。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毛泽东等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必然,它有着复杂深刻的国内历史文化背景。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化思潮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现成的概念条件,而且赋予了“中国化”特定的内涵；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提出准备了思想和理论条件；共产国际路线和政策的转变则为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思想枷锁。第二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内涵。除了上述历史文化背景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所以在1938年向中共全党提出,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对日作战的战略原则方面；处理国共统一战线的原则；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路线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1938年提出后,经过不断地丰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五点内涵。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论文在此进行了商榷。第三章主要论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方法。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取得丰富的成就,与其采取特殊的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定位和解读,着重强调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向性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运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内容,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第四章主要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包含政治、经济与土地政策、文化政策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以拓宽阶级基础、集中统一领导、强化道德修养为特征的党建理论和以游击战、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人民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第五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成果。除了上述成果以外,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哲学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史学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三个方面,而且在此三方面研究中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贯彻阶级分析法,并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文艺理论方面则主要表现在坚持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不竭的源泉,文艺创作应该服务于工农兵群众、服务于现实政治。第六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马克思主的干部教育和延安整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理论发展原则向全党普及。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的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通过整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除下层党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七章主要讨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我们揭示：全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主要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实现途径,要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动力和检验标准,而且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从上述经验出发反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必须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切实改善广大党员、干部的作风,并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要发展方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