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认同经由文学话语进行建构或重构过程的研究。尽管建构认同的途径有很多种，但无论是民族的历史记忆、起源神话，还是语言符号、话语实践乃至意识形态等都能在文学文本中得到反映，没有也不可能有单一的、脱离文本的认同话语存在。因此，认同是文学再现或建构的重要对象，被视为更加广阔的文化研究的内容。晚近以来，文学作品的研究已经变成广义的“文化文本”的研究，新的文学研究途径经常以文化研究的名义进行。这不但是时下盛行的跨学科研究的需要，也是文学研究摆脱纯文学阈限的要求。本文以文化的视角对认同建构进行考察，重点突出话语对认同的建构以及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对民族认同的建构。　　 现代与后现代本身就是以话语的方式而被建构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它们是自现代性以来时间上的分期。认同在其中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对认同的勾勒以一种历时态的话语方式进行，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认同形态。现代认同以主体性为核心，它是要确立起主体的身份，回答“主体是谁”的问题；而后现代认同则以去中心化的主体为核心，主体更多的是一种交互式的行为，后现代认同因而试图回答“主体会成为谁”的问题。本文尤其阐发了后现代认同所表现的去中心化主体，认为后现代主体不再是围绕一个自我连贯的、统一的认同，后现代认同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主体的自居因而也在持续转换，这就使后现代认同容易出现危机。就中国而言，现代性是在两方主流话语影响下，最近一百多年才开始的社会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在面临民族危机与经济落后的境况下，追求民族强大的一种现代社会进程。中国人的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多以文学的启蒙话语予以建构。　　 在西方文论中，话语是继文本之后备受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人文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话语体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话语关系。因此，一切都可以通过话语得以陈述。本文认为，认同是文化上特定的话语建构，尤其是在晚近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之后，认同的话语研究备受重视，也为认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认同是以一种或多种话语被建构起来的，是对话或说话的交互行为。语言组建意义，意义赋予人类自我认同并表明其归属，话语引发主体性的呈现。话语研究主要是对其表述的主体认同的建构性研究，同时对话语权力所居有的主体性建构。而话语对认同的建构首先受到了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影响，它把认同本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范畴。就话语建构认同而言，它具有多种方式，例如通过人与入之间的对话获得的对话性认同；通过陈述实践建构的认同：从性别角度讲，话语是对认同所做的述行性建构：话语心理学的认同建构主要是把心理学状态转变为谈话中运作的方式进而建构认同，话语心理学因而发挥的是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　　 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影响下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再现，表现为对民族价值观、传统模式等重新解释与持续复制，以此影响整个民族心理的形成。民族认同一旦形成便具有自身的稳定性，它通常借助于民族叙事得以实现。民族认同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看似虚幻，却能成为民族存在的强大基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全球化除了经济更加一体化外，政治、文化上则更加多元化，毕竟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民族认同具有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反而更具地方性。这就是最近流行的全球地方化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表现，它本身也出现了混杂、散居、原教旨主义等不同的话语形态。而中国的民族认同，是在有了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之后，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指向统一的民族意识的行为。在经历种种尝试并遭遇挫折后，中国的民族认同主要通过文学获得表现。文学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　　 文学建构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叙事与叙述性认同。文学叙事是表征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叙述认同则是认同的叙述性研究，它是以讲故事这一典型的文化方式完成的。文学叙事是对民族认同的再现，尤以作品对民族事务的再现为主要表达方式，民族叙事作品通常都涉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认同形态以及文学制度化实践。而叙述认同则是讨论文学如何影响或塑造民族认同，也即怎样再现民族认同。文学是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例如，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所要建构的民族认同认为寻根文学所寻之根，实际上正是民族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寻根文学就是在中国试图重构属于自身的民族认同。　　 总之，文学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对认同的建构。从话语是交互式行为到文学文本间的对话与交流，人类思想几乎全部来自于文本之间的对话。而对文本的研究必然包括对原话语立场的评价，也正是这种对话与交流，文本才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因此，文学是一种话语实践，文学对认同的建构本身就是话语实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