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早已得到普遍的重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也成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推动力之一,中央政府通过放权让利给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然而,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成就的同时,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的代价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不足和效率的低下,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无论从供给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显得相对不足,基础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缩小,不同地区居民所分享到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和不公平的程度在加大。与此同时,经济类公共物品诸如高速、地铁、能源、通讯等的投资有增无减。由于居民缺乏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偏好显示机制,同时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各级地方事权的划分也比较模糊,地方政府缺乏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激励。因此,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财政分权和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从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理论出发,以财政分权理论为依据,遵循提出问题、构建假说、形成框架、实证检验、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一方面,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通过理论模型探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问题,研究我国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的财政激励、制度设计、政府偏好、政府竞争等方面对地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我国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激励的变化情况,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分权和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于空间计量的方法实证检验我国省级财政分权、经济开放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情况,并且通过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比较阐明公共物品供给存在地域间的溢出效应和外在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后,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中国财政分权的背景出发探讨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的相应政策建议。